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 温斯顿.丘吉尔
时光倒流十年·2008年6月(上)
时光倒流十年:焦虑中的变革
仅用一年时间,中国石化北京燕化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便享受到境外上市的美妙滋味。
为了迅速扩大规模,这家主要生产乙烯和丁苯橡胶的国有企业希望以市场化的途径来集资。“我们需要资金。”该公司规划部负责人陈革说。
一年前的6月, 北京燕化在香港联交所(H股)及纽约股票交易所(ADR,美国存托凭证)两地上市,现在该公司已经筹集到2亿美元。
为了展示这些资金的实际去向,陈革很乐于带参观者到现代化的控制机房,那里的工作人员正在用Honeywell 计算机控制着现代化生产。199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如想象般迅猛,燕化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在境外股市上的表现却并非一帆风顺。北京燕化的股价从之前高于25美元的价格跌至每股6美元。事实上,在中国市场中,每年对乙烯的需求正以10%到12%的速度增长,但国内的产量只能满足其一半的需求,其他全靠进口。因此,北京燕化要想保持竞争力,必须提高产量。
燕化管理层对于竞争力的问题十分焦虑。“我们必须减少劳动力来提高竞争力。”燕化的党委书记说。很难一语概之地指出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获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北京燕化恰好体现了这种矛盾性。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确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直到1997年,不仅局限于工业,在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国拥有多于30万家的国有企业,并且雇佣了全国2/3的劳动力,这些企业的产品从钢铁到牙刷,再到房地产、医疗和其他领域。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摆脱对国有企业的单纯依赖,城镇和乡村的民营企业逐渐成长起来。现在,它们的贡献已经超过中国物品和服务产量的一半。尤其是1997年,中国政府决定减少国有企业至1000家,其他的国有企业要么取得盈利,要么彻底消失。大幅度的企业改革使失业率上升,在1998年,有1300万城市员工失业。
不过,在微观层面,类似的决定和变化使燕化这样有志于探索新模式的国企既感到危机重重,也感到变革的力量。
后续:与北京燕化石化有限公司同期上市的还有东方航空有限公司、南方航空有限公司、华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等八家国有公司。到了2004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整合包括北京燕化在内的境内外上市子公司。而此前一年,当时的规划负责人陈革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里程,履新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一职。
如今,中石化、中国石油集团这些极富国企气质的公司已借助整合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中石化2007年营业收入达到1316.36亿美元,而在2007年的Fortune全球500强排行榜上,中石化的排名攀升至第17位,这是中国公司首次进入前20强。
时光倒流二十年:中国式MBA
截至1988年夏天,王海涛带着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MBA硕士学位回到天津新港工作,已一年半有余。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这个海归最有用的本事不是什么MBA教育,而只是会说英语。
王海涛在新港的日常工作颇具1980年代“铁饭碗”的派头——坐办公室。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翻译电传。最丢脸的时刻,王回忆到,有一个英国的货船主管走过来,一下子把脚放到桌子上,粗鲁地打着招呼:“哈,这就是我们的邮差。”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王海涛并不是唯一无门可入的MBA海归。事实上,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MBA教育进入了一个起步阶段。1984年起,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管理学院联合在中国首次开办的MBA教育,这个实验性的项目在五年后废止。
而从1988年到1989年,中国的MBA教育步入研究阶段。“培养中国式MBA研究小组”在政府驱动下成立,对海外MBA教学的考察进一步逐步展开。但是,在当时,MBA已成为西方经济发展进入快轨的重要学术资格,这个意义在同期中国复制的可能性微小至极。
在中国,想要升职就要熬年头,跳槽的想法多少有点天方夜谭。直接的影响是,几百名具有MBA学位的中国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煎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锻炼。他们中不乏希望将西方观念引入中国、改进体制的勇敢者,但大多感受到阻碍。王海涛说:“这对我来说相当有挫败感。”这时,他已经从原来的岗位换到位于北京的中海集团贸易公司分公司了。事实上,在最初到美国的时候,王海涛和他的同学们都以为,学成归来后,他们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找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
对于1988年的中国,他们的愿景还没有得到实现的基础。一位在成都教经营管理的助教,拥有一个加拿大MBA学位,已经34岁的他回到曾经的老岗位,约有一千元左右的年收入。讽刺的是,许多学历不如他的人都至少晋升为讲师。
无疑,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体制对人的职业选择控制更严。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MBA都不如意。何广文在加拿大政府的赞助下,顺利从加拿大温莎大学毕业。回国后,她在四川经营起一个小型商业咨询办公室。对MBA同仁们的怨言,她不以为然。她认为这是对国家的依赖,其实国家并不一定非要给个人一个好的工作,他们应该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让理想变成现实——这些又何尝不是MBA的真谛。
后续: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在中国开展设置和试办MBA学位的工作,并于1991年在清华、人大、南开等9所院校进行试点,首届毕业生86人。20年来,MBA一度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高层管理者的代名词。与此相呼应,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更多的方面和国际经验接轨。现在,离职和跳槽不再受雇主的压抑,创业的自由度空前盛大。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结合和交流已是历史必然。越来越多像MBA这样由外国字母组合而成的学位名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这是对中国经济教育方式的丰富,抑或是其兼容性的考验。
追溯:三封辞呈的故事
继4月底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被控逃税而宣布退休后,这家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便开始遭遇一系列高层人士变动。最新退位的是现年64岁的三星电子公司CEO尹钟龙。过去十年间,三星电子在他治下从一个生产存储器、微波炉和低价电视等产品的公司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
实际上,尹钟龙的离去不仅意味着李健熙时代的终结,更可以看作是三星大规模重组行动的进一步升级。从2006年开始,三星电子逐渐更换了三大业务部门的领导者,进行新的裁员计划,并重新挺入低端市场。
接下来的掌管者是集团副董事长李润雨。李曾为三星电子对外关系部负责人,并在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担任过8年总裁。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李很可能不是领导三星步入下一个成长期的领导人,而仅仅是为李健熙的儿子李在槠接掌帅印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李健熙辞职后,39岁的李在槠同时辞去了首席客户官职务,但他仍将负责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商务拓展,并常驻中国,这一路径通常是韩国大型企业的权力更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