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限度

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以后，包括不少本报同仁在内的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里到底怎么样？你到底都看到了什么？

 

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这让我感动。但，相关的问题是，在资讯如此发达，媒介空前开放之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真实的”情景究竟如何？

 

按理说，世界已经影像化了。电视、互联网、平面纸媒，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迅速把大量信息，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们为此欢呼过，礼赞过，认为这开辟了人类沟通的新纪元，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

 

但，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主要原因是，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但是，那毕竟隔了时空。而我在看时，却总会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在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阵阵让人无法呼吸的尸臭与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

 

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照片抹掉、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包括上述的气味——情境记忆的一部分。反过来说，这也是观看者对仅仅通过照片来了解事件产生不满的原因。苏珊-桑塔格无奈地感叹说：“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张照片”。更进一步说，记忆的丰富性被以影像传播的现代媒介剥夺了。即使见过那些从灾区拍摄回来的照片，一些人还是不会满足，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声情并茂的口述史。这种需求，再次印证了“身临其境”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当然，现代以降，影像需求已经成为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不过，在中文语境中，缺乏对苦难（受难）图像及观者心理的系统研究，而在西方对此却有系统梳理，包括对大量各类艺术作品中耶稣受难、基督教殉教者等的图像志阐述；对观看者的心态描述，也是条分缕析，极尽其详，理论建构繁复。针对西方文化中的这类现象，苏珊桑塔格曾做出这样的判断：人们对身体受苦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纵然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历史影像化，并得以迅速传播，这是我们时代无可辩驳回避的现实。只是此次灾难过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了出来。

 

然而，照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照片的拍摄过程、方式等与图片伦理有关的问题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问。

 

绵阳九州体育馆，这个巨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最多时曾安置两万多人。城市郊区田野中，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筑，看起来就像天安门广场边的国家大剧院，突兀而又威压。那完全是迎合城里人攀比心理与炫耀财富而建设的。但还未使用却变成了地震灾民安置点。我到那里时，看到当地政府与志愿者把体育场装扮得彩旗飘扬，广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各类工作人员及献爱心人士频繁穿梭在灾民中间热情忙碌，气氛宛如经常光顾的熙来攘往的商品博览会。

 

初到时，我也被这里的气氛深深感染。但，当我看到不少劫后余生，丧失亲人，而平日里又习惯于独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们任意观看、拍摄时，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机。此刻，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这种以都市流行生活方式安排的场景中，虽然场景本身不包含道德指涉，但拍照行为是可耻的！

 

我们这个国家，还缺乏许多东西，包括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人们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轻易地就把灾难转化为充满戏剧色彩的节日。回避灾难，几乎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很快地忘记灾难使我们积蓄起来的力量——那种我们奋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剧性力量呢？巨大的灾难能否成为民族道德情感史与悲伤史的学校呢？除了让人耳目一新、备受称道的抗震救灾的硬措施之外，我们同样需要那份承载文明的、处理灾难的软方式。

 

回到自己的职业上来，我们依据自身话语方式与传播预设所做的“抗震救灾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逼近事件的本质，能够逼近灾难的主体——地震灾民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体竞争与索取之后，“地震”、“灾民”这一新闻源，对于已习惯于在市场中搏击，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来说，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呢？

身背相机，走在倒卧的灾民中间，我的心与那些受伤者该有何等的距离啊！此时此刻，身处这巨大的建筑体内，他们的身心又该受到何等的威压啊！当我们这些被叫做“记者”的旁观者，各自回归自身的生活轨迹，这种关注的热度还会有多久？作为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索。

 

当晚，我发回一张小学生在寻亲名单中找到失散表姐——北川中学学生的照片，孩子的表情非常感人。但，那肯定不是那一天我唯一的感受。

 

在写作《出三峡记》时，曾经深为困惑。我多次去过三峡腹地，住在移民村落里，然后跟随移民队伍一路到达东部迁入地。这期间，自己也几乎以虔诚敬畏之心体味一切，并留下大量笔录与图像资料。但，当我写作本书时，还是陷入从未经历的迷茫之中。我惊讶地发现，除了那些历史表象与所谓标志性时间、事件等流水账之外，自己对于曾经目睹的大迁徙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挫败感中，我开始了那本书的写作。直到3个月后——2005年5月写作完成，我在翻看伊赛亚-柏林的《现实感》一书时，这种负疚感才多少得以释怀。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这一次去四川震区之时，我正是带着自己采访移民的积累——对巴蜀一带山川地貌、民风情状多少有些了解的心理去的。但，事后写下这段文字时，我还是不得不依从伊赛亚-柏林的逻辑：面对汶川地震，这一自然—人类行为模式，就像对待三峡移民一样，我还是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我拍摄的那些有关地震的黑白照片也静静地躺在柜子里，无言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