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时代

气候变化是许多企业高管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媒体对此问题也高度关注，政界亦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市场对清洁技术企业的估值有了显著上升，而企业的碳足迹成为了高层管理者的重要议题。企业除了积极参与讨论外，还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应付气候变化呢？它们怎样才能从这些行动中获利呢？

 

我们认为，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已经开始，企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这一转型；作为如今碳排放密集型经济核心的能源业、运输业和重工业企业尤其必须这么做，许多其他产业的企业也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气候科学当前的研究没错（其估计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在理想情况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应比目前水平减少90%，如此方能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二摄氏度以下（参加注释1）。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考虑到经济增长，全球经济的碳生产率（参加注释2）应每年增长5%~7%，而在碳排放尚未构成问题的年月里，这一增长率仅为1%。 经济增长必须从根本上与碳排放量的增长脱钩（图1）。

 

 

麦肯锡公司对可能的碳减排方法所做的成本曲线分析（参加注释3）显示，当前技术和能耗模式所实现的渐进式增长能产生重大影响，但远远达不到必需的碳生产率增长。我们必须开发能大幅减少能源消耗和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新低碳技术，然后广泛地应用这些技术。

 

在过去五年中，国际社会整体上已清楚地意识到了气候问题的严峻性。气候变化和环境成为了全球消费者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参加注释4）。众多行业的企业高管无论是否相信气候科学，都已开始认识到，这一思维方式是企业必须直面的现实（参加注释5）。

 

虽然对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将如何开展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此事在未来二十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关乎重大得失。有的企业将成为绝对的赢家，有的企业则将明显落败。实际上，最终的结果可能和工业革命使得生产从手工作坊向能源密集型工厂转型一样明确。为了帮助企业从正在来临的转型中获利，企业管理者必须开始仔细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以迎接低碳未来。这一分析和任何战略回应都以三项相关的发展为出发点。

 

首先，企业将努力优化现有资产和产品的碳效率，包括基础设施（楼宇、发电站、数据中心、工厂）、供应链和成品（汽车、平板电视、个人电脑）的碳效率。要实现这一优化，企业需采取提高能源效率的举措，并向核能、风能、太阳能和地热等碳排放量低的电力源转变。

 

其次，对能满足持续、大幅减排要求的新型低碳解决方案的需求正在增长。打破现有产业布局并创立新产业的价值链将会涌现出来，例如，以向发电厂大规模供应生物能为基础以及以第二代生物燃料为基础的产业将会崛起。那些鼓励电力和运输业中消耗更少能源的供应商和终端用户的新业务模式，其重要性将不亚于新技术。

 

其三，公共政策和对能源价格将居高不下的普遍观念正在推动上述两项发展。整个经济领域即将出现的突变可能出现在上述第一项发展中，这在很大程度是由监管所驱动。

 

在今后三到五年中，能源、运输和其他重工业的企业需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重大行动。那些到目前为止在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论中还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行业，比如消费品、高科技和金融服务等行业，也需要行动起来。考虑到重工业的资本存量周转较慢，重工业企业的应对举措主要是优化现有资产的碳效率。

 

这一发展将对能源供应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需求将逐步从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移；它也会对设备供应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低碳技术（比如改为使用生物燃料的汽车发动机）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强；此外，这一发展也会对物业业主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对高碳房地产的征税将更重。大多数企业作为能源使用者，必须遵守更严格的技术规定和标准，并获得节能技术。要想从这一转型中获利，企业领导人必须考虑多种方法。

 

大多数行业的许多企业都有机会通过削减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来节省成本，从而获利。我们的研究显示，许多企业能达到20%~50%的削减幅度，有些企业甚至能达到更高幅度，同时，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也将加强。当企业能够因减少碳排放而获得碳排放配额时，减少碳排放量对企业来说则尤为有利可图，因为碳排放配额可以根据欧盟的《排放交易方案》(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 出售给其他企业。然而，全球平均只有24%的高管（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高管的这一比例大约为50%）表示，所在企业已为运营制定了碳排放目标（参加注释6）。

 

高管们应在理解所有可能举措的重要性和节省力度（或成本情况）的基础上，设计目标宏大的碳减排计划。各行业企业的举措和目标自然会很不相同。例如，钢铁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举措和目标就很不同，因为钢铁企业采用能源密集型生产流程，而金融机构的碳足迹主要来自楼宇、数据中心和差旅以及通过资产组合接触能源密集型高碳排放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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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简单的起步举措，任何企业都可先改善自身内部能源效率，并且在合适的情况下，使用碳排放量低的燃料。更好的保温隔热材料和节能照明系统经常能快速带来减排成效。对于重工业来说，对生产进行重新配置，也会是一项有效的举措。比如，重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对生产流程产生的热能进行再利用来发电或为后续的生产环节供热。再比如，机器和机泵等设备的产能经常过剩，就可以削减其产能，使之符合实际的生产需求。类似地，金融企业可以通过重新配置数据中心，比如去除多余的应用程序、安装新的服务器以及优化布局，来提高热能利用效率，从而节省能源，削减成本。大多数企业还可以通过减少航空差旅并关闭闲置状态的机器和灯具来改变自身的准则和行为。来自同事的压力和内部的激励机制可以推动某些行为转变。运动传感器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技术也能对减排做出重大贡献。

 

然后，各企业应更进一步，在其整个供应链上推行成本削减和碳减排举措；供应链很长的企业尤其应如此。比如，零售企业、汽车制造企业以及消费品企业等。为了大幅削减碳排放量，企业在选择和洽谈供应商时，应制定硬性要求和关键绩效指标，就像它们如今为成本和质量制定标准一样。由于许多分包商对这一领域所知甚少，有时可能必须帮助供应商减少碳排放量。

 

企业可缩小碳足迹的第三个方法（对许多产业来说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设计由低碳原材料生产的产品（比如，新型电脑或汽车），以及在运营中降低能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一家全球性的生产企业对企业总的碳足迹的分析结果显示，10%的碳排放量来自企业自身的碳排放和电力消耗；15%来自供应商的直接碳排放和电力消耗；75%来自产品中所用原材料的碳成分。

 

能源企业和重工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对自身资产组合进行重新定位来获得战略优势。它们可以出售那些一旦实施或加强碳排放监管，其竞争力就可能会减弱的工厂。另一方面，它们可以收购那些将从公共政策动向中获利的资产。另外，它们可以将投资组合向碳密集度较低的工厂和技术转移。要想从此类资产组合重组中获利，企业不但必须更好地理解气候监管将如何影响自身所在产业，而且必须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采取行动。为此，领军企业正在开发基于具体情境的模式，即以分析与供求和监管有关的众多事实和假设为基础的模式，以求帮助高管们在优化资产组合上做出周全的决策。

 

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许多企业都将面临何时以及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复杂问题。老牌企业一方面必须提高其现有高碳资产的短期碳效率，保护这些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们必须抓住当前的低碳业务机会，并为未来增长打下基础。要实现增长，高管们必须理解碳排放问题将如何影响企业现有的和潜在的客户群，而这在许多产业并非是可以直观理解的。开展这种分析的一个实用切入点是：假设所有以极低的成本或无成本实现减排或得到公共补贴的活动都可能很好地代表了增长市场。例如，在化工产业就有两个有意思的机遇：改良了的保温隔热材料和甘蔗燃料所用的酶（图2）。

 

 

欧盟的《排放交易方案》和可能在其他地方建立的类似监管机制对银行和其他理解碳价格驱动力以及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的实力型交易商来说是理想的机制。欧盟的交易方案的排放权总交易价值是每年400亿欧元左右。如今的交易量只占这一总价值的小部分，但正在增长。其中许多角色是富有吸引力的，比如为投机目的购买或出售碳排放权，或建立能帮助系统外的企业以低成本方式实现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然后在市场上通过出售排放权来获利。

 

一些先行者已经赢得了巨额的回报。例如，法国化工企业罗地亚公司（Rhodia）通过在韩国和巴西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大幅增加了自身收益。这些项目每年减排1,100万到1,300万吨温室气体，每年都带来巨额的价值。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中，碳交易市场的数量和成交量都将增长，这些市场将变得更具吸引力。

 

与优化现有基础设施的碳效率的各项工作同步，企业将展开重大行动，为新的基础设施大举开发更有效的低碳解决方案。通过建造或制造新型住宅、厂房或汽车来实现减排的成本，通常比通过翻新改进现有资产来实现减排的成本更低。实际上，监管法规必须鼓励这些新型的低碳解决方案，因为只有这些解决方案才符合到2030年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的前提下全球 GDP 实现翻番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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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需要将带来产业的新生。例如，林业和生物能源业的情况显示，通过向发电厂大规模供应生物能，一条重要的新价值链可能将出现。另一条新价值链可能以纤维素乙醇为基础；这种能源的成本如果能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快速降低，则将带来运输燃料供应模式的重大改变。如果监管条件合适，电力企业和物业业主可能结成新的联盟，以分散的形式生成电力（例如，通过屋顶太阳能板来提供）（图3）。

 

 

同时，由新技术驱动的业务将涌现出来。碳收集与封存（CCS）（参加注释7）如果在技术上和商业上都证明可行，则将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它的年营业额到2030年将达到400至900亿欧元（参加注释8）。我们也相信，整体性的低碳理念将从智囊团涌向街头巷尾及各个工厂。例如，阿布扎比正在兴建的马斯达尔城 (Masdar City)将成为一个没有汽车，只有磁浮列车的超低碳城市，所供电力全部为零碳电力，并且在水力使用和废弃物处理上符合严格的规范。今后30至40年在亚洲和中东很可能出现大规模应用此类理念的机会；在此期间，这两个地区还会有3亿至5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如何才能成为赢家？要促成新的低碳业务模式和价值链，其根本在于和谐整合。例如，太阳能电力价值链涉及来自半导体产业、石油与天然气产业、消费电子产业和公用事业的竞争者以及专营企业竞争者。大赢家不但需要具备独到的眼光和专有技术或能力，还需要拥有将自身技能与各个产业的技能进行整合的能力，从而创立新低碳业务的整套价值链。此外，这些赢家还需要联合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并引导监管环境的发展，从而使在社会层面高效的解决方案在经济层面也具有吸引力。例如，电动汽车行业的新兴企业正在寻求建立电力企业、汽车电池高科技供应商、市政工程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联合公会。

 

对于许多产业来说，监管舞台关乎巨大得失。排放交易方案的精确设计能对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取决于自由排放许可程度、新生产设施的许可权分配情况，以及将价格上涨转嫁给终端用户的能力。例如，在今后一到两年内，欧洲议会将就欧盟排放交易方案内的未来排放许可权分配做出决定；就航空业而言，这些许可权的价值可能高达30亿欧元，比全球商用航空业2006年全年利润还高（参加注释9）。类似地，政令和补贴对于太阳能发电和许多其他新兴环保型技术的商业可行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未来几年内监管环境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欧洲委员会正在就欧盟《排放交易方案》在2012年后的设计与各成员国磋商。在美国，联邦政府将实施什么样的系统，甚至会不会实施某种系统，都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如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于2007年12月在巴厘岛召开的会议批准了一项全球磋商流程，根据这一流程，该组织将于2009年在哥本哈根再次召开会议。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将确立未来全球系统的总体原则。

 

作为低碳企业战略的催生剂，监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许多企业都会认识到自己必须影响监管格局，不仅要影响其根本性的政策原则，而且要影响技术性的监管工具。各企业需要与监管者紧密合作以求获得保障；例如，确保监管规定不会无意中促使企业将生产从碳成本较高地区碳排放量相对较低的工厂转移到监管力度较轻地区碳排放量较高的工厂。对于以事实为基础的主张，如果以合适的方式提出，政策制定者是会持开放态度的。欧洲的许可权分配经历使政策制定者们看到，他们必须快速地了解情况并适应；如果他们不考虑产业的意见，他们的政策就不会有效力。不过，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影响监管环境。

 

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因监管而牵涉的利益相差巨大，具体取决于企业资产和产品的碳密集程度、企业的技术能力、企业在不同细分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以及企业运营所在的地域等因素。确定在每个监管领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并将这些不同的态度整合为一个一贯而可信的主张，是开展成功的监管管理所必备前提条件。

 

各企业在确定自身态度时，不仅应根据近期价值，也应考虑在监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看来什么样的态度可能是可持续。例如，自律性的目标可能使得企业有机会通过自身力量实现减排。但是，要持续推动减排，这些目标必须可信。欧盟机动车制造商在欣然接受自律减排时就没有留意这一现实，而监管者后来认为自律减排目标不够高，转而施加了远为苛刻的减排目标。

 

随着碳市场的发展，老牌企业有机会积累碳排放许可权，从而建立强有力的地位。相比之下，扩张型企业一般拥有由较新、碳排放量较低的资产基础所带来的优势。因此，在航空业，易航 (EasyJet) 对气候变化采取了积极发表意见的姿态，主张取缔欧洲700架碳排放量最大的飞机，并拿易航平均使用年份不到三年的自有飞机与丰田的普瑞斯 (Prius) 汽车的碳排放量进行比较。

 

今后几年内，随着全球、地区间、全国和州层面的监管流程陆续展开，监管磋商和决策过程会出奇地复杂。企业如果能利用合作和联盟关系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并通过直接对话以及努力引导公众舆论来影响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复杂的互动流程，则将获益匪浅。许多企业对这样的举动缺乏准备。在对全球各地企业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的企业在制定应对监管的策略时会经常考虑气候变化；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的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是由总部高管层以下的管理者负责的。要想成为赢家，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加强自己应对监管的组织机构，并将相关讨论提升到高级管理层的议程中。

 

气候变化对于许多全球性企业来说都意味着一场突变。老牌企业应考虑采纳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策略。首先，它们必须提高现有资产的碳生产率，同时像扩张型企业那样行动，追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并为未来扩张打下基础。制胜的策略将驾驭这一棘手的平衡术，并通过第三个方面来予以支撑：有助于引导公共政策发展的监管应对策略，使公共政策既造福环境，也造福企业。随着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能适应这一步伐的老牌企业将面对一大批低碳扩张型企业的挑战，这些扩张型企业不受传统资产的羁绊，而这一对峙有助于新游戏规则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