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奇迹”成因的分析和未来展望
中国奇迹
对于“东亚奇迹”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的“中国奇迹”，赞赏者有之，诟病者也有之。
早在1994年，克鲁格曼（Krugman ，1994）就诟病“东亚奇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主要依赖的是投入型增长，而非基于技术进步的增长。然而，种种数据表明，简单认为中国只依赖投入型经济增长或数量型增长而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或质量型增长贡献的说法是不可立足的。按照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观点，这是西方技术带来的“奇迹”，也就是说我国的“奇迹”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
“中国奇迹”的成因
有利的初始条件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担心，中央政府对落后的“三线”地区进行了大量重工业投入，并鼓励各省自给自足，把许多经济和投资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无意中创造了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这为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设施创造了条件。
其次，改革初期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呈M型，也就是多部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organization),不同于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Unitary System)为主导。
再次，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我国奉行“赶超战略”的一部分结果。在“赶超战略”下，消费被压制，投资被鼓励；轻工业被抑制，重工业被孤立；工人、农民收入被抑制，工农业生产剩余大部分转移到重工业企业和其他支柱性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这也为中国参加国际大分工，或者说外资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的劳动创造了大量廉价的产品，而外资的进入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基础。
最后，宏观政治经济对环境有利。“文革”结束时，我国经济处于低谷之中，百废待兴，稳定政治、社会、经济局面的措施和改革措施均可以大大恢复经济产出。在这种环境下，有卓识的政治家可以借助稳定经济和改革更容易掌控整个政局。
逐步引入私人产权
产权非常重要，但单单产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陈志武教授曾提到古代中国也存在私人产权，但并没有带来发展，这说明单纯有私人产权还解释不了经济奇迹。
中国的私有产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改革之初国有产权占绝对主体，随着行政和财政分权，城乡集体产权作为缝隙经济与国有产权展开竞争。相对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主体更为明晰。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发展。到了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力发展形成中国工业的所谓半壁江山，但乡镇集体企业也属于政府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有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起私营企业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此我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了独立的私人部门。即便一些个人私下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由自身控制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红帽子企业”，其所谓的“模糊产权”也是对私人产权的逼近和模拟。
引入竞争，开放市场
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跟引入竞争有关。一是国际竞争。全球化带来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国际管理经验和国际技术。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政和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产权，极大刺激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被钱颖一等誉之为“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时候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相互交织。比如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往往在中央同意的税收优惠基础上，增加优惠程度。或者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之外，增加对外来投资的补助。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后来导致了地方企业的民营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择性地开放了外资和内资的市场进入并利用了国际市场。这促进了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另外，出口使得我国能够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渐进的试错方式
整个改革进程采取渐进的试错方式，这一方式利弊并存。试错符合制度建构和演化的一般逻辑，有利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观点，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存在许多子秩序，这些子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整个秩序运作的基础。“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打破这些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难以在短期内磨合种种子秩序而重建相互依赖性，从而短期内整体秩序难以运作，整体经济处于严重不稳定之中。而渐进的试错方式就没有这一问题，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规律。波普尔和哈耶克也特别强调试错在接近真理、发现知识方面的作用。
此外，渐进的试错方式允许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发育和演化。“休克疗法”试图一下子改变和调整非正式制度，这注定要蒙受短期挫折。渐进的试错改革的弊端是：渐进的试错改革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用来阻碍改革的进程，既得利益者越强、人数越多，改革的阻力越大。而且，渐进的试错改革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腐败的工具。总体上看，试错仍然是正确的选择。至于试错改革被利益集团和部分政府官员所用以满足私利，恰恰反映了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跟上，不能以此否认试错改革。
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
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一是“小传统”的影响。儒教不主张“君子”（政治家、官员和文人等）经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业活动。这两种分别体现为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过互通有无改善交易双方的福利。“大传统”涉及的官方伦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伦理诉求，而“小传统”中的文化却是真正内化的、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中国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脱，但中国人同时是实用主义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和现世的更美好生活。中国人这种对现世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心态，作为一种经商文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成为追求财富的动力来源。
二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中国的大量劳动力和企业家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有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中国的父母们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
三是历史上的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总体上有比较刻苦耐劳的品质。
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
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和教育因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了非正式制度条件。而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外加政府的允许（最初为默许）空间的扩大，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里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员的改革冲动以及港台企业家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以及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影响。
上文列举的很多因素，除了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之外，似乎都是政府主导的。但是真正的奇迹却主要归因于这些政府外因素，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政府主要选择了退出经济领域，撤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
“中国奇迹”的未来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奇迹”。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回答是比较微妙的。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触及一些核心的体制问题。若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萨克斯和陈志武等关注的宪政改革不可避免。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总体上是经济、货币、财政规则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主义思潮和政策的频繁登台，中国“奇迹”的基础正在被侵蚀或废除。这里包括企业家产权在被加快剥夺（比如通过大量劳动法规），经济、财政和货币规则被废除（比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设立公司，发改委主导本应由银行自决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出台提高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许多人逐渐忘记或者丧失了更为根本的个人自主性和自主权。上述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的事实侵蚀或者废除，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众人的规则取向意识正在丧失或者破坏。而在丧失或破坏这种非正式制度之后，我们想要重建之，则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甚至永远不能重建。
所幸的是，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仍然颠扑不破，生存压力也仍然存在。只要气息尚存，企业家阶层仍然会甘冒风险、寻求利润机会，发挥企业家精神。但是，如果进一步离开了产权保护，失去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一个较为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企业的成本必然上升。再加上其他多种成本上升和不利的国内外需求因素，中国的“奇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早于我们的预期而终结。因此，政府和社会各阶层需要提高警惕，共同负起责任，严格产权保护，维护一个普适性的、有利的投资环境，创建一个真正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
早在1994年，克鲁格曼（Krugman ，1994）就诟病“东亚奇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主要依赖的是投入型增长，而非基于技术进步的增长。然而，种种数据表明，简单认为中国只依赖投入型经济增长或数量型增长而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或质量型增长贡献的说法是不可立足的。按照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观点，这是西方技术带来的“奇迹”，也就是说我国的“奇迹”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
“中国奇迹”的成因
有利的初始条件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担心，中央政府对落后的“三线”地区进行了大量重工业投入，并鼓励各省自给自足，把许多经济和投资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无意中创造了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这为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设施创造了条件。
其次，改革初期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呈M型，也就是多部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organization),不同于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Unitary System)为主导。
再次，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我国奉行“赶超战略”的一部分结果。在“赶超战略”下，消费被压制，投资被鼓励；轻工业被抑制，重工业被孤立；工人、农民收入被抑制，工农业生产剩余大部分转移到重工业企业和其他支柱性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这也为中国参加国际大分工，或者说外资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的劳动创造了大量廉价的产品，而外资的进入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基础。
最后，宏观政治经济对环境有利。“文革”结束时，我国经济处于低谷之中，百废待兴，稳定政治、社会、经济局面的措施和改革措施均可以大大恢复经济产出。在这种环境下，有卓识的政治家可以借助稳定经济和改革更容易掌控整个政局。
逐步引入私人产权
产权非常重要，但单单产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陈志武教授曾提到古代中国也存在私人产权，但并没有带来发展，这说明单纯有私人产权还解释不了经济奇迹。
中国的私有产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改革之初国有产权占绝对主体，随着行政和财政分权，城乡集体产权作为缝隙经济与国有产权展开竞争。相对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主体更为明晰。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发展。到了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力发展形成中国工业的所谓半壁江山，但乡镇集体企业也属于政府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有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起私营企业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此我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了独立的私人部门。即便一些个人私下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由自身控制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红帽子企业”，其所谓的“模糊产权”也是对私人产权的逼近和模拟。
引入竞争，开放市场
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跟引入竞争有关。一是国际竞争。全球化带来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国际管理经验和国际技术。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政和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产权，极大刺激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被钱颖一等誉之为“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时候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相互交织。比如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往往在中央同意的税收优惠基础上，增加优惠程度。或者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之外，增加对外来投资的补助。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后来导致了地方企业的民营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择性地开放了外资和内资的市场进入并利用了国际市场。这促进了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另外，出口使得我国能够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渐进的试错方式
整个改革进程采取渐进的试错方式，这一方式利弊并存。试错符合制度建构和演化的一般逻辑，有利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观点，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存在许多子秩序，这些子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整个秩序运作的基础。“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打破这些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难以在短期内磨合种种子秩序而重建相互依赖性，从而短期内整体秩序难以运作，整体经济处于严重不稳定之中。而渐进的试错方式就没有这一问题，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规律。波普尔和哈耶克也特别强调试错在接近真理、发现知识方面的作用。
此外，渐进的试错方式允许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发育和演化。“休克疗法”试图一下子改变和调整非正式制度，这注定要蒙受短期挫折。渐进的试错改革的弊端是：渐进的试错改革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用来阻碍改革的进程，既得利益者越强、人数越多，改革的阻力越大。而且，渐进的试错改革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腐败的工具。总体上看，试错仍然是正确的选择。至于试错改革被利益集团和部分政府官员所用以满足私利，恰恰反映了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跟上，不能以此否认试错改革。
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
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一是“小传统”的影响。儒教不主张“君子”（政治家、官员和文人等）经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业活动。这两种分别体现为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过互通有无改善交易双方的福利。“大传统”涉及的官方伦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伦理诉求，而“小传统”中的文化却是真正内化的、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中国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脱，但中国人同时是实用主义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和现世的更美好生活。中国人这种对现世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心态，作为一种经商文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成为追求财富的动力来源。
二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中国的大量劳动力和企业家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有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中国的父母们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
三是历史上的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总体上有比较刻苦耐劳的品质。
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
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和教育因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了非正式制度条件。而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外加政府的允许（最初为默许）空间的扩大，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里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员的改革冲动以及港台企业家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以及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影响。
上文列举的很多因素，除了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之外，似乎都是政府主导的。但是真正的奇迹却主要归因于这些政府外因素，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政府主要选择了退出经济领域，撤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
“中国奇迹”的未来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奇迹”。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回答是比较微妙的。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触及一些核心的体制问题。若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萨克斯和陈志武等关注的宪政改革不可避免。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总体上是经济、货币、财政规则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主义思潮和政策的频繁登台，中国“奇迹”的基础正在被侵蚀或废除。这里包括企业家产权在被加快剥夺（比如通过大量劳动法规），经济、财政和货币规则被废除（比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设立公司，发改委主导本应由银行自决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出台提高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许多人逐渐忘记或者丧失了更为根本的个人自主性和自主权。上述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的事实侵蚀或者废除，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众人的规则取向意识正在丧失或者破坏。而在丧失或破坏这种非正式制度之后，我们想要重建之，则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甚至永远不能重建。
所幸的是，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仍然颠扑不破，生存压力也仍然存在。只要气息尚存，企业家阶层仍然会甘冒风险、寻求利润机会，发挥企业家精神。但是，如果进一步离开了产权保护，失去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一个较为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企业的成本必然上升。再加上其他多种成本上升和不利的国内外需求因素，中国的“奇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早于我们的预期而终结。因此，政府和社会各阶层需要提高警惕，共同负起责任，严格产权保护，维护一个普适性的、有利的投资环境，创建一个真正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