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城

我们工作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事务性的，只要依靠基本的素质和责任心，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就能解决。但是，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靠一般的方法解决不了，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

 

根据我的体会，所谓特殊问题大致有三大类：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大面积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特殊问题，要么是在原有的体制、政策和实际条件下无法解决的，要么是突发性的，没有先例可循。要解决，就必须改革和创新。

 

基于重庆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经验，我总结出改革和创新的5种方法论，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结到这5种。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举措。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这时，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来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两江四岸”的特殊城市建设格局，使得重庆市的路桥建设任务特别重。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政府财力薄弱，于是引进投资者建路桥。路桥建好后，投资者设卡收费。由于收费站点太多，每辆车每年的汽油费大概为1万元，路桥费却要1万元以上，从而增加了市民用车成本，影响了城市通行效率和路桥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渝中区和主城其他几个区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距，市民反映强烈。城市路桥是市政工程，国际惯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运行中基本是不收费的。因此，我们的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并不是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重庆市制订了新的方案，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多亿元，把主城的7桥1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每年缴纳2000元过桥年费的办法。

 

回购路桥的70多亿元资金是政府建设性投资集团的银行贷款，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平衡。重庆的方案是先用路桥收费偿还回购资金的利息，再用不断增加的车辆保有量来平衡项目本金，最终按约定期限偿清了贷款。

 

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未来架桥修路仍需要资金。从2002到2007年，重庆主城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的。

 

依靠制度创新，重庆解决了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问题，居民交通成本明显下降，城市空间大幅拓展。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那么就要通过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来解决。

 

重庆的房地产调控就是如此。过去几年，全国房价飙升，而重庆房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这得益于政府在政策上的创新。主要是稳定5个指标：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5%左右。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房地产投资占比控制在25％左右，就能使房地产供求保持大体平衡。

 

二是按照人均 30 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政府完全有办法控制和规划城市扩张的速度，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肯定会出现泡沫。

 

三是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面粉不能比面包贵，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影响着房价走势。这几年我们坚持按照楼面地价原则上不高于该地段房价1/3的标准调控地价，实践效果显著。虽然竞拍是个市场过程，但政府有足够的智慧来协调。

 

四是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占当年房地产竣工面积的20％以上。无论商品房价格涨得多高，只要政府手里有20%的保障性住房，均价就会下来，个别房地产商想涨也涨不上去。

 

五是保持税费政策的连续性。过去几年，房地交易税费有很大提高，变化也很大。重庆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直把契税维持在1.5%，营业税能不收就不收，所得税维持在1%。这保证了政策和市场预期的稳定。

 

房地产是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柱性、基础性财产。如果房价不稳定，白领阶层的家庭财富就会出现波动，从而既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国家的金融稳定。

 

 

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固化状态，导致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那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

 

以重庆市解开坏账“死结”为例。2000年，重庆市全市贷款余额为1600亿元左右，其中不良贷款就有5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30％以上。银行拒绝再贷款，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政府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地区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2004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普遍向好，银行利润达到2000多亿元，仅中国工商银行利润就有600多亿元。按照规定，银行业利润可以冲抵坏账。重庆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主动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希望它拿出一部分利润集中解决重庆分行的157亿元坏账。

[---分页标志符---]

如果中国工商银行在全国各地冲坏账的话，破产官司一路打下来最多能达到5%的清偿率，而且还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重庆市和中国工商银行谈判的结果是，由重庆市按照18%的清偿率收购这些坏账。这个方案得到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致认可，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但是，如果让中国工商银行与 1000 多户企业分别签协议，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会拖得很长，并且未必能达到18%的回收率。

 

这就要创造性地改变资源配置。重庆市于是专门组建重庆渝富资产公司，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亿元专项贷款，打包收购了中国工商银行的债券。收购之后，渝富资产公司用同样的办法，把这些不良资产整体打包、集中处置给重庆的国有企业集团。用这样的办法，渝富资产公司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收回了30多亿元的收购资金。

 

按照这个经验和模式，我们又处置了其他银行的坏账，一年时间共处置了近300亿元银行坏账。这样，既帮助企业化解了巨额不良债务，企业不破产，职工不下岗，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帮助银行收回了较多资金，减少了银行金融资产的大量损失，推动了全市金融环境的改善。

 

到2007年底，重庆市银行贷款余额增加到5200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下降到5.5％，成为全国金融生态较好的地区之一。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从而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的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庆的工业企业严重亏损，经过直辖初期几年的努力，2000年实现整体扭亏为赢，但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只有20多亿元，而且每年工业投资总额仅有100多亿元，只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6％。

 

一系列的瓶颈制约着重庆工业的发展，为此我们不断地去改变这些边界条件，如降税、销坏账、储土地、建基础设施、拉长产业链。以降税为例， 2000年国家就宣布西部地区所得税率降为15%，但到2002年时，重庆1.3万个工业企业中97％的还在按33％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工业企业回报率一般只有10％左右，缴纳33％的所得税后，净利润只有6.7％，仅比银行利息略高一点。2003年，重庆市决定把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部降为15%，这样一来，净利润就有8.5％，投资者会更愿意来投资。

 

 

从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改革和创新本身往往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只要我们重构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

 

重庆市的垃圾股重组就是例子。重庆市有30多家上市公司，2002年有1/3的是ST股，还有七八家效益很低。ST股既害股市也害股民，但如果让它退市、破产又会形成振荡。最近这几年，重庆有11只ST股被重组，变成货真价实的好股票。

 

在重组ST股时，我们确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则”，维护好四个方面的利益：一是不能让战略投资者吃大亏。如果战略投资者不进入重组，其他各方利益都将是空谈。二是不能让债权人吃大亏—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推进不了，但也不能让债权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坏账都摊到股民头上。三是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担经营亏损的主要责任。四是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股东也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并通过市值溢价来充抵。

 

比如ST星美（S*ST星美 000892.SZ）和ST朝华（S*ST朝华 000688.SZ），首先是进行债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销掉不良债务。假如债务有12亿元，由战略投资者1：1出资全部销掉，成本太高，投资者不会愿意。但如果以1：3的比例出4亿元销掉12亿元债务，投资者就会愿意。银行也会愿意，因为这12亿元中本金可能只有7亿～8亿元，利息有3亿～4亿元。收回4亿元，就有50％左右的清偿率。

 

其次是股权重组。以ST星美为例，公司有1亿多法人股，如果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政策，要对流通股股东对价，即法人股拿出20％～30％的股份给股民分配。但由于股权已经是负值了，就算分给股民，分的也是负资产。因此，法人股不分给股民，改为送5000万股给战略投资者，作为对战略投资者出4亿元销坏账的回报。股民虽然没拿到这5000万股，但是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也得到巨大利益。

 

这个方案是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实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表面看，好像大小股东、股民都吃了亏，但其实都在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中受益。从长远看，通过重组使公司新生，健康发展，各方得到更大利益。在这个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作为第三者要当好裁判，做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