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特刊之钩沉·海归潮]郑利平——中共云浮市市委书记

1980年代到处涌动着要走出去的青年人，他们在1990年代成为归国者。

与现在从象牙塔到象牙塔的路径不同的是，早年的海归大多大学毕业后经历了多年磨练。如我们此次采访的主人公们一样，他们本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即使留在国内也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促使他们走出去的是内心的疑问。在学成时，正好处在1993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这里是他们施展所学的最好舞台。

吴越在建设部建筑研究院担任设计师时，就开始思考城市规划的问题。许小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院曾预测1985年至2000年的中国经济走势，结果几乎所有的预测都差得离谱。他开始意识到，需要让自己做出改变。而郑利平，1996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担任领导职务，感觉理论不够指导实践，需要开拓视野。

现在，他们已经回到国内。吴越作为首席规划师，深入参与了最具开放性的地区之一上海浦东的新区建设；许小年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国际研究标准；郑利平则10年治云浮，实现他的政府角色定位的大试验。

对比近代史上第一代和第二代海归开创的民族启蒙，他们在过去15年里，不仅是新时代思想环境的提供者，也是新商业环境的创造者。

身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掌舵者，郑利平10年前曾与来自35个国家的60名政府官员一起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及管理梅森硕士班学习1年。多角度的思维和对市场化手段的尊崇在其归国后的9年耕耘一个新兴地区中慢慢呈现出标本意义。

留学后的最大收获

1996年，我在深圳市南山区任常务副区长。当时深圳市组织一批干部去美国休斯敦的市政府工作一段时间，看看人家是怎么工作的。同行的有20多个处级以上干部，我是班长。很快我就觉得待在休斯敦没什么意思——具体怎么做事不同的国家实际情况不同。争得深圳市委副书记李容根、组织部副部长吕锐锋同意后，我前往明尼苏达大学的卡森管理学院做研究。

我出去前知道哈佛大学有梅森班，是专门培养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我很快联系上，但他们报名已经截止了。我后来还是给梅森班的主任发了邮件，他们对我的材料很感兴趣。在面试中，我充分论证了中国的改革应是渐进而非突变式改革。我被破格通过了，而且还拿到了奖学金。

梅森班一共三个学期，12个月，到我这已经40届了。我们那个班有来自35个国家60个学生，是真正多元文化的大集会。当时主要3个方面的课程。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管理，还有一个是类似经济模型分析的。我当时选修了国际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了很多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争端；还有世界经济中的亚洲，讲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总结，和美洲的关系，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崛起，这是属于管理类的课程；还有博弈论，集体选择理论这些偏数理的东西。

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我的视野。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比如对种族、民族、战争、宗教等这些问题上，我们从小的教育比较单一化，平面化，缺少多角度。我们应该立体地看问题，包括对不同的政见，对不同政治制度的理解，都需要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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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云浮

1998年我学成回国，在深圳招商局作了1年局长后，就来到了由县升地级市云浮做市长。当时，云浮是广东省最落后的一个市。我觉得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要补课。

我的原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不能是“运动员”，政府应该做好“服务员”和“后勤部长”。一般的政府一定要搞一些项目，整天忙着跑发改委、跑省里。我有时也做，但不轻易把精力放在这上面。我的做法都是正规军打仗，不是游击队。

我首先要对云浮基本情况做判断。云浮的经济总量很小，存款101个亿，贷款103个亿，且这103个亿起码有一半是呆账，政府担保集资，负债累累。不过好的情况是，从区域经济学上讲，云浮是珠三角经济中心地区的延伸带。从经济中心的学说看，经济中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向外围辐射，云浮的出路就是创造环境积极向珠三角靠拢，迎接他们的产业转移。后来报告就写上去：走珠三角经济区延伸发展的路子。

我刚来云浮的时侯，过期的牛奶也经常摆在商店里卖，而且还贵。我当时说，没道理城市里人给农村人卖牛奶，该农村人卖牛奶给城里。农业上，珠三角有好几千万的人口，云浮要与其对接，就要定位于珠三角的郊区。农业发展城郊型农业，专门发展满足城市需要的农业，比如花卉、猪肉、奶牛。

云浮每人只有七分地，种地每亩只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但做畜牧和花卉苗木则可以达到10几万元，我们农村的收入在广州排第9位。除珠三角8个市就是我们了，但如果后者除去厂房占地，房屋出租这些收入，不一定如我们。

产业转移的思路现在广东省上下都在提，我们早了9年。这些年产业转移给云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创新无处不在

我在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实际就是农村人口往外转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说明了，随着人口的增长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农村人口不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所以必须转移出来。这在发展经济学上是非常时髦的话题，是临床经济学中的一剂很重要的药方。

从2002年开始，我开始推进打工技能培训，我们当时财政收入非常紧张，但每年还是拿出资金给年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农民、贫困家庭的子女免费培训。到现在我们进行了8年，培训了5万人。以前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在外面打工，但到现在云浮外出务工人员有54万，农民纯收入中54%来自于打工收入。

1999年，广东号召全省学习梅州大面积种植沙田柚。很多考察的干部看完后都热血沸腾，表示回去要大面积推广。我说，让我们学习不是学习种具体的品种，如果大家都行政命令式的种植，就会出现供需失衡。我回来就鼓励搞小品种的水果种植。结果，你可以在电视动辄看到水果积压，号召市民买爱心水果。但果贱伤农在云浮没有发生过。

城市管理上，我也尝试创新。政府应该尽可能的减少公共项目——公共项目越少，腐败就越少，效率反而越高。城市管理的项目，比如扫马路，绿化，城市维护这些都不需要政府做，我们将公用事业局下面的环卫处，园林处等都解散，让他们成立公司再跟政府签合同。结果第二年费用下降了25%，绿化和环卫面积却大大提高了，质量也非常好。

我还发现，农村村民自治有很多现实障碍。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村民大会，只有村民委员会才有召集权。自上而下的召集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村民反对村民委员会的成员，提议召集大会就很难召开。我们就通过人大表决通过了一个村规民约，向农村推荐。这个村规民约最大的特点就是约定了另外一套独立召集和监督体系，使得自下而上也能顺利召开村民大会，与村委会处于相互监督之中。

我们的希望村民自治制度改革的尝试能为政治文明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国的历次重大改革都发源于农村，这也算是给中国改革提供的一个样本试验吧。

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盛行，从海外归来的也大都是应用科学人才，基础科学和社会、管理人才非常少，起到的大都是工具性作用也不可避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时我们的人民和官员都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多运用市场而不是行政手段去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