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特刊之钩沉·中国通]不打不相识

1993年，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迎来了一位美国客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一头金褐色头发的美国女人成为吴仪在谈判桌上最主要的对手。拥有一个斯拉夫色彩名字的巴尔舍夫斯基与吴仪目标一样：让中国进入WTO，但是她们又必须为两国的利益寻求平衡。 巴尔舍夫斯基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人。1975年，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获得法学院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精力旺盛、强硬雄辩的女人被她的同事称为“令对手心惊胆寒的斗士”。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名巴尔舍夫斯基为美国贸易副代表。美日“框架协议”谈判是巴尔舍夫斯基的成名战，她因此获得克林顿的垂青，1997年，在克林顿的力挺之下，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2任贸易代表。 在与中国谈判的过程中，巴尔舍夫斯基被朱基称为美国“最顽强的”谈判家，这位顽强的谈判家曾在私下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么世界贸易也就失去了许多意义。

出色的中国官员

小时候，我父亲就四处旅行。他对遥远地方的兴趣和对各种文化的欣赏启发了我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理念。作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我们做到了增进关系，推动繁荣。这种情形是双赢的，很多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得很好。现在，我在全球的大学演讲，这和我在政府做的事情是相关的，核心思想也一样。我们推动国际关系和更开放的贸易，希望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贫穷的国家变得富足、强大和稳定。

中国经济在继续发展，我相信加入WTO也帮助了中国的发展。经济改革和WTO要求金融、银行系统以及电信产业的开放，这些都有助于推动中国发展，给中国更多机会，也给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更多机会。

谈判时，我在有些领域非常坚持，政治方面我需要一些成果。但我的角色不只是代表美国进行WTO谈判，而且要保证中国受益并履行她的职责，否则就没有意义。表明美国对中国关系的承诺是最重要的。在同中国的谈判中，最艰苦的是电信谈判。我当时希望美国公司可以投资51%的股份，但这对中国可能是太困难了，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了50%的意见。

我经历过很多次特别棘手的谈判，比如和日本、俄罗斯、中东和欧洲国家的谈判，当然与中国的谈判也非常困难。中国的谈判团队非常强硬，他们也非常低调，非常聪明，对长期利益的把握非常准确。中国政府不同级别的官员都对不同形式的协议、不同的议题深思熟虑，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中国比很多国家都要强。中美双方都有各自的目标要实现，这就需要很强的方法性和严肃性。中国人的谈判目标很纯粹，他们永远都准备得格外充分，中国的谈判团队也非常强势。朱基、吴仪、龙永图等官员都非常出色，我和美国媒体也经常这么说。

实际上，知道怎样进行如此大规模谈判的国家少之又少，我甚至不能确定美国政府会在谈判中如何表现，因为谈判将产生大量协议。吴仪的风格是非常直接的，很有方法。在我见过的所有参与谈判的政府官员中，除了我自己，她是唯一一位在对方发言时做笔记的。在对方谈话结束后，她会回过头来看她的笔记，然后发表看法或提出问题。虽然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但这样做的官员是很少的。她的方法性很强，她对我表达的意思理解得非常清楚，而她的回应也直击要害，这种情况发生过太多次了。

朱基是我见过的最有远见的政府官员，也是我见过的最引人注意的公众人物。他看问题的方法很独到，很冷静，没有个人感情在里面，极富逻辑性，深思熟虑，又是非意识形态的。他判断的依据是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好事，而非听说这件事情对中国不利，也不是中国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他会分析性地看待问题，会问中国的行进方向是否积极，如果是，需要多长的时间？有时他也会尝试做冒险的决定，很勇敢，非常令人尊敬，这让我印象深刻。

龙永图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能很好把握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外经贸部长石广生——还有很多其他和我打交道的人——都很有远见，他们急迫地想看到中国尽快发展。

从美国方面来看，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相处得非常好，他们的关系也很积极。中方政府官员的团队让人印象深刻，当你从宏观角度，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加入WTO，你会发现这真是个奇迹。中国发展的方向很明确，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府官员具有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决心，目标就是同国际社会整合。

我的确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同西方的接触减少了，尤其是商业方面。原来有机会可以和总书记或者总理直接交涉，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可能性了，这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损失，因为商界非常支持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无论是否从政治层面上看。我相信现在的中国政府比上一届更难接触到，但我也承认，他们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国内事物。外国人很难想象如何管理像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的国家，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或许在未来15年里，中国会出现同美国人口规模一样大的退休人口，任务很艰巨。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能管理好这个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是项浩大的工程，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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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责任和挑战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日本、印度和朝鲜都有悠久的历史，她们的丰富性非常吸引人。对我来说，欣赏不同的文化和人民很有意思。某种程度上，中国比日本更可理解，我觉得中国和中国人对我来讲更熟悉一点，可能因为中国关注家庭、教育和启发性，这点和美国非常像。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人非常实际，我很能理解这一点。显然，我不是中国人，我不能完全理解中国或者中国人，但我经常觉得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感觉很舒服，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

我在美国各地的演讲中都强调中美稳定、强有力和可预见性的两国关系。美国大部分的政治观点都是非建设性的。我觉得中美两方的关系是，在有不同意见时把想法说出来，但最重要的是发现一些可以合作的领域。我现在想到的就是两点，第一个是这次灾难性的地震。每次灾难发生，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准备。为什么要这样？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都能体会时间的重要性。中国在灾难发生后的反应非常令人敬佩，美国也可以做出很积极的反应。欧洲、日本等其它地区拥有特种专业人员，很多国家有出色的技术、训练有素的团队，这些资源应该通过国际组织更好地配置，有条理地应对世界某地区的某一个灾难。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每年都有各种灾难在世界各地发生，为什么不能让美国等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资源的国家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这样更多的生命、更多的孩子会被救出来。我认为这是未来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第二点是环境问题，不仅是水资源和空气质量，也包括全球变暖和混合能源。不管美国还是中国都做不到能源独立，为什么我们不能全球性地推动混合能源技术的发展呢？分享资源、知识产权，而不是批评。中国和美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中国是个比较穷的国家，因为人口众多，但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她是一个大国。我想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责任度应该和国家的大小与成长速度相关联。这可能同中国人“身在此山中”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大国，并且在未来可能发展成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早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领袖，毫无疑问，很多日本原有的角色正在转变成中国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慎重考虑她在国际上的义务，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之一。国际社会不应是中国的负担，中国应该肩负起大国的责任。中国有很多方式可以显示她的领导力，其中一个是积极地参与合作性项目，这不仅对中国有好处，对她的邻国和国际社会也一样。中国近几年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与朝鲜的六方会谈。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都认为外部稳定性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不喜欢被周边的冲突或战乱影响，这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可。中国也需要外部稳定性从而集中于内部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很多方式可以进一步参与。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进口和GDP数字非常惊人。中国正努力推动本土公司成为国际领先公司，而欧洲和日本公司正逐渐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有竞争力。美国公司具有高度竞争力，但在美国我们能感觉到全球竞争压力下的全球创新。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中国一定会朝这方面发展。中国应该很小心，进一步推进开放，吸收新企业、新科技和新的知识产权，把国内领先公司发展成国际领先公司。中国经济的创新性还不够国际化，总体来讲，中国的研发能力依然很弱。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是技术吸收者，没人说中国是技术的创造者，也没人说中国是技术的传播者。我相信中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速度还不够快。

中国面临很多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产权、质量和环境保护。中国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16个是高度污染的。能源消耗，政府腐败——尤其是地方政府，这些也是很大的挑战。还有制造业的竞争压力和利润的减少。每个问题都需要很好的处理。我相信，中国会继续利用她日渐成熟的外交手段来增加她的影响力。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会在国际社会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在WTO等国际机构中担当起领导角色。

回顾同中国的谈判，谈判进行了很多年，协议也很广泛。有的协议是强势的，也有的是温和的；有的是迫切的，也有的是非急需的。我一直对这些协议很自豪，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些协议是双赢的。两国努力并最终达成一系列协议，这本身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