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特刊之钩沉·中国通]毕业生

在刚刚从纽约回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的办公室后，霍康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对着窗外感叹道：“过去哪有这么多车？我的眼睛一回来就痛，中国的变化太快了！”1979年，这位摩根大通（中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还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竟会同这个国家如此密不可分。那时候，这个老外走在路上，甚至没有几个人愿意同他讲话，当他第一次去洛阳时，人们都对这位身穿中山装的美国人投以另类的眼光，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霍康只好对别人解释说：“我从新疆来。”

三十年过去，如今的中国人早已不会如当初般看待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而1992重返北京工作的霍康也在同政府、客户的周旋中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并习惯于用中西两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在华工作的十几年中，霍康亲身经历到了中国证券市场从发轫伊始到迅速发展壮大的历程。期间，国内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革，并逐步走向海外市场，而作为资本市场的“造雨人”，他曾经参与完成了中国移动、宝钢、中国铝业等多家大型国企的上市过程。

事实上，霍康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作为在中国的长期停留者，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行业变迁的见证者，更是数百年来中国社会最急速转型中的参与者。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他们如传教士般带入了西方成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但同样也因环境的飞速变化而遇到完全不同的职业挑战，甚至为此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转换思维

“如果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霍康拿起办公桌上摆着的一张邓小平照片说。此言并非夸张。1992年初，在邓小平南巡结束一个多月后，其有关股市证券的谈话如春风般迅速传遍新兴的证券业，在股份制改革中受到困扰的企业开始重新大胆前进，位于沈阳的金杯轻型客车正式开始筹备去纽约上市的各项有关工作，当时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现易名瑞信集团）任投资银行项目主管的霍康也因此来到中国。

那时候，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一年有余，证监会尚在筹备期，所有公司上市等相关事宜均由人民银行下设的证券市场办公室负责。在很多企业甚至还不知道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融资这一途径的时候，政府并不相信中国企业能够符合海外监管机构，尤其是纽约证交所的上市要求。但是金杯通过产权结构的重新调整，仅仅在六个月内就完成了包括推销上市的所有工作，1992年10月7日，华晨中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创下了中国企业重组上市历史上最短的纪录，其承销商正是霍康所在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

由于这是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首次亮相，因而这笔筹资额仅为8000万美元的小型交易出人意料的受到投资者的疯狂追捧。这也给了霍康很大的信心，“92、93年的中国是非常独特的两年。好像感觉上突然打开了，完全不一样了，觉得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谈。当时真的很骄傲。”随后，霍康便作为公司驻北京首席代表留在了中国。

不过在霍康的记忆中，真正让自己在中国“毕业”的地方是中金公司。由摩根士丹利和建设银行合资成立的中金公司是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999年霍康加入时，这家投行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成立四年尚没有盈利，同政府关系紧张，而之前几年国内的通货膨胀也使得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脚步大大放缓，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但在那时候，霍康觉得自己同政府部门和企业多年接触的经验已经具有足够的把握应付一切。

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合资投行，中金虽然全盘拷贝了摩根士丹利的制度设计，却也同时带有中国的国企味道。这也使得始终按照纽约和香港标准工作的霍康在最初非常不习惯。以客户写报告为例，在外资投行，报告的内容非常详细，每一条都需要有完整的解释和论证，而在中国客户眼中，很多细节并不那么重要，写了只是耽误时间。此外，在文化作风上，中金也同纯粹的外资投行具有很大差别。进了中金以后，原本以为了解中国市场的霍康才发现，自己依旧是个“老外”。更为难得的是，借助中金公司的经历，霍康开始接触和了解A股市场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此前他完全陌生的领域。

直到今天，霍康仍然认为在中金的二、三年是他在中国学到最多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多时候，是差不多就好了，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中金把我的整个观念改得更适应中国。”

接下来，霍康的日子变得一切顺风顺水：离开中金，进入摩根大通负责其中国业务的营运。在WTO协议迫使中国金融改革全面提速时，其所在的摩根大通也在去年7月随着开放的进程顺利拿到法人银行牌照，成为在北京注册本地法人银行并开展业务的首家外资银行，霍康成为中国法人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接下来会逐步设立新的分行。”霍康说。不过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来说，更值得期待的显然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