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特辑]“国宝”的隐性危机

从四川成都向西仅134公里，就到了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雅安市碧峰峡。与平坦繁华的省会景象完全不同，这里山高林密、溪谷纵横，只闻鸟鸣花香，却不见人头攒动，刚刚过去不久的地震并没有对这里造成很大破坏，在一派幽静中，这里仍然孕育着丰富鲜活的生命。

就在7月6日，一只刚刚从卧龙转移到这里的大熊猫“帼帼”平安产下了一对双胞胎，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可喜的，大灾过后更是如此。在汶川地震中，卧龙基地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圈养大熊猫不得不迁往其他基地，碧峰峡则是灾后圈养大熊猫最大的“避难所”。

根据专家估计，地震产生的山体滑坡、泥石流，会让已经割裂的动物栖息地更小更分散，这对濒危物种将产生很大威胁。而对于大熊猫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再一次劫难，作为中国独有的濒危动物，1974年的首次调查中，全国尚有2000多只野生大熊猫，最新的数字则是1596只。

不过，相对于1987年谢年良刚刚来到卧龙研究中心生态室的时候，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说老实话，我搞了几十年的熊猫保护工作，要说协调各方利益这方面工作，至今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办法。”如今担任卧龙特区经济发展局局长的谢年良感叹到。

这种难题不仅发生在被视为“国宝”的大熊猫身上。近几百年，随着中国人口激增和占用土地，很多生物的栖息地已经消失殆尽，而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更是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自然力量与人类谋求经济利益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长久以来，性情温和但繁殖困难的大熊猫始终在面对着适者生存的惨烈竞争——不仅是同类，还有人类。

家园的争夺

“站住！”几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男子被王朗保护区的森林公安巡警团团围住。他们是专程从附近翻山进入保护区的农民，他们来这里为的就是能挖出几棵名贵的虫草，多卖几个钱。每到临近开学时节，为了给孩子凑足学费，他们冒险溜进大熊猫保护区违法采药，甚至偷猎的情况就会特别多。

多年来，这始终是最让谢年良发愁的问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63年，保护区5000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的版图上，如果把大熊猫的所有栖息地整合起来，恰似一颗跳动的绿色心脏。这些物种丰富的地区不仅是大熊猫的故乡，还是近百万人口的家园，而他们大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其中近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相当一部分县乡镇是国家级贫困地区。

由于陡峭的地势和闭塞的交通，千百年来，这些地方一直是保存完好的净土。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这里的居民“靠山吃山”，以耕种、放牧、采药、割竹打笋等活动为生。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尤其是近年来，山外高速发展的经济使得当地人也开始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对于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来说，最便捷的就是采矿、修坝以及旅游等活动。而人类活动对嗅觉、听觉十分敏锐的动物，尤其对于生性胆小的大熊猫来说，无疑构成了很大干扰。

直到今天，大熊猫这些早在二、三百万年前出现的动物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古老特性，而其喜爱活动的地区也正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因此，保护好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便更具造福后世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如今的大熊猫栖息地正日益破碎化，目前，已被割裂为18个在地理上相互隔离的“孤岛”。种群上的分割造成其近亲繁殖，进而可能导致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疾病抵抗能力的下降，最终造成生存力的普遍降低、种群整体的衰退乃至小种群消亡。

长期以来，保护大熊猫的工作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野生为本，辅之人工饲养繁殖，以便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对部分进行野化训练，让其回归自然。从全球角度来讲，野外放归都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项目。根据国际统计，全世界100多次圈养动物的野外放归试验，只有寥寥十几次成功。而两年前第一例野外放归大熊猫的实践，也以失败告终。

因此，保护大熊猫的根本解决方法仍然在于挽救其生存环境。近年来，专为大熊猫“圈定”的栖息地在正逐渐扩大，如今在全国已建立了自然保护区62个，在这里实行了严格的封闭性限制，57%的栖息地和71%的大熊猫种群都在其保护范围之内，同时，专门的巡护队、武警森林中队、森林公安等等时刻在保护区内巡逻。

但另一个无法回避的窘况出现了：在人类不断挤占大熊猫生存的山林使其瞬间变成濒危动物后，他们自己的生产、生活环境也由此被大大“挤压”。1983年，卧龙保护区曾出现过一次大面积的竹子开花现象，造成大熊猫断粮，导致200余头死亡，而该地区4600名原住人口以及大量的旅游人群更加重了其危机。那时，当地的保护大熊猫工作者曾提出将居民迁出，但无论开出什么样的条件、制定什么样的规章制度都遭到了后者的一口回绝。尽管后来屡有相关提议，但始终因为难度太大，而不了了之。

“人的问题肯定是大问题，迁到哪里、能不能适应都非常复杂。虽然单纯将老百姓迁出，我们今后的工作会大大减轻，但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原住民也不公平。”谢年良对《环球企业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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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大坝

直到今天，谢年良仍然对卧龙的居民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保护区他们的发展确实受了很大限制，卧龙几乎所有的经费都靠国家。”在像卧龙这样的自然保护区，现代经济的发展受很大限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谢调到经济计划局后，在为卧龙地区进行规划建设时，曾设想引进一些大型水电站，但上级没有批准。2007年，雅安几个保护区附近也关闭了十几家矿山和污染企业。

由于卧龙由林业部、四川省直接管理，各项环保措施都可以算作保护区中最严格的一类，但是在其他地区，想要牺牲经济利益来保护熊猫的生存环境却几乎是天方夜谭。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上游的平武靠近岷山，历来是四川省典型的边远山区贫困县，而岷山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平武县周边有六个保护区，但平武本身没有建立保护区。200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曾经想在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平武县建立自然保护区。

然而彼时，平武刚刚与中国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华能集团达成了修建水电站的协议，一旦设立自然保护区，该项工程就可能叫停。而华能是平武县委、县政府通过八年的艰苦工作才引进的企业，承担着该县火溪河一库四级和涪江主干流一库四级电站共97万千瓦电力的开发工作，第一期水电站建成后就能每年给县里上缴利税1亿元，使其迅速脱贫。

最初，WWF的项目官员发起了一个包括当地各个政府部门和环保组织的会议，希望能够阻止水电站的建立，可到了现场，这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致力于熊猫保护的国际组织便被平武县委县政府告知：建保护区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建了保护区，水电站工程就可能叫停，其后可能带来的税收、社区发展等都不可能实现，而没有参加会议的华能也将失去新的开发机会。但如果不建保护区，平武周围几个保护区的熊猫一旦跑出去，就可能受到影响。最后，平武县政府、乡政府、华能加上WWF不得不共同成立一个共管委员会，以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

实际上，在多数人看来，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始终是完全对立的。作为华能集团在平武县水电开发公司的协调员，当肖云平2006年听说WWF要在囊括平武县的火溪河流域召开研讨会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是“为难”。他知道，这样一个由环保组织牵头的会议，几乎等同于参加一场“批判大会”。带着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肖云平有些无奈地来到了平武县林业局四楼会议室。

用WWF成都办公室主任凌林的话说，这是一次“破冰”。“至少乡政府、水电大坝、森工企业等各方代表，大家第一次坐在一起了。”他说。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告诉华能的肖云平，上游的森林是大坝赖以维持的基础，而大坝阻断河流的自然生态进程，使下游水量减少，灌溉和野生动物的水源得不到保证，最终也会影响其自身的安全。这种开诚布公与设身处地为其着想的态度，很快消除了肖的顾虑。现在WWF准备与华能的一些大坝工程师一同探讨日趋流行的“绿色大坝”概念，即实现水利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办法。

而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的卧龙，新的办法也正在尝试，比如给居民足够补贴，让其退耕还林、退耕还竹，“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一个好的政策，让百姓能够主动迁出，只能做一些引导。”谢年良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