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脚步

有人预言，中国的经济一定会硬着陆，但这一说法如同大喊狼来了的人一样，无人相信。然而，这一寓言的教训是，狼真的来了，而且是在第三次叫喊时。继 2004 年和 2006 年的两次虚假警报后，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减缓。30 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 10％的增长率，其规模太大，难以为继，因此，到明年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可能最多增长 8％。双位数增长时代的决定性终结已来临，无论对这个国家还是对这个世界，它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都在挑战发展中国家可能增长多快和维持多久的传统理论。

 

过去 30 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10％，这一惊人的记录超过了日本和南韩等其他经济体。1973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到 3,000 美元，即中国今年年初的水平，但随后日本的增长率就大幅下降。如今，中国的发展也走上了大数字法则之路：1998 年，为了让其 1 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 10％，它必须把经济活动扩大到 1,000 亿美元，但只消耗全球 10％的工业品。目前，为了让其 3.5 万亿美元的经济取得这么快的增长，它每年需扩大到 3,500 亿美元，并消耗全球近 30％的商品生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经济放缓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正在放弃不惜任何代价求发展的传统心态，不再会人为地追求双位数字的增长。

 

当然，就在不久前，中国的新闻头条仍持完全看涨的态度。今年上半年，火热的增长只有略微放缓的迹象，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归咎于西方国家疲弱的经济增长，因为它们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客户。他们还认为，在北京加大基建项目开支和中国消费者购买力增强的推动下，中国的内需加强，进而抵消了减缓的出口，但最新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国内经济并非免疫于增长的减缓：它也开始显得疲软不继，而和许多国家一样，地产界成为其问题的核心。

 

自1990 年代末中国的房产市场完全私有化以来，全国各大省份首次迈入调控的房地产低迷期。价格上涨和需求增长的疯狂势头已让位于价格下降、需求放缓的恶性循环。2000 年和 2007 年间，当地产价格翻番时，房产价格日益走高，让消费者难以承受。为了防止过热，政府于去年开始提高利率。今年，开发商仍在大兴建筑，尽管销售急剧下降，存房增加，但他们希望需求恢复，因而拒绝降低价格。2007 年 10 月，房产销售开始下降，而到了 2008 年第二季度，它更呈负增长之势。

 

如今，人们纷纷相信，从北京到深圳，一场价格战争即将打响。现有住宅项目平均下降 10％到 20％，而新施工活动基本上停了下来。即使在上海等以往火热的海岸城市，新建筑的公寓销售也不能吸引消费者了。

 

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广泛而不可预见的涟漪效应：虽然人们一致认为 2008 年和 2009 年仍会维持 9％到 10％的强劲增长，与 2007 年的 11.9％相比有所下降，但这些预测只包含了出口增长的下降，即从近几年的 20％下滑到明年的单数字，从而一个占中国投资开支三分之一的行业宣告停止。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一些最有活力的出口企业如今都表示，几个月来，需求一直表现疲软。但房地产建设占去了总投资开支的另一个三分之一，而它的暴跌至少会让经济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

 

走低的风险还不止于此。无论如何，地产价格的不断下降会进一步妨碍早已疲软的消费。由于本地股市已从 2007 年 10 月的高峰下降了三分之二，许多中国人显然感到钱袋吃紧。而且从历史上讲，当消费者信心下降时，房地产和汽车业也会相应萎靡。例如，今年 8 月的轿车销量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0％。

 

直到 2007 年年底，中国基本上未受到从 2006 年中期开始大幅度放缓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随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开始加速，于是在去年 11 月，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加以应对，严格要求各大银行紧缩贷款。金融政策的积极收紧为中国当前的房市衰退埋下了种子，同时也让“经济脱钩”的希望落空。

 

为了解决泡沫期积累的价格和开支过剩体系，轻度的经济衰退是必要的，但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的房产过剩危机要小得多。例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在其早期阶段，因此，从长远来看，房产的需求一定会出现强劲回弹，进而很快消化掉未售出的存房。由于中国家庭的收入每年上涨 10％，因此，如果房价持续走低一年，则房产就会更加容易负担得起。同时与美国人不同的是，中国人没有背负沉重的个人债务，抵押贷款仅相当于中国经济的 12％，而在美国却高达 100％。相对而言，中国各大银行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较少，其有待偿还的债务仅为 7％，而相比之下，美国为 53％。因此，以房市主导的中国经济衰退不会给金融体系造成任何系统风险。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低迷持续多久，这一阶段结束时中国将面临什么结局？有些帮助政策已经出台。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把基准利率下调了 27 个基点，这是六年来的首次温和举措。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减缓，金融政策就会有更大的放松空间。既然其财政帐目基本平衡，且债务与 GDP 之间的总比率低至 16％，因此，中国政府还有足够的空间提高开支，刺激经济。

 

但是，中国投资界的失望日增，质疑政府为什么不采取更果断的措施稳定增长，特别是地产领域。政府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领导层重点的转移。过去几年，继房价迅速上涨之后，决策圈普遍认为，一般买家因价格被挤出了市场，而开发商却在大发横财。因此，政府很乐意看到房价跌落，觉得它缩小了收入差距，对实现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还非常谨慎，不愿过快地打开金融龙头。经历去年的痛苦经验之后，它要稳定通货膨胀的期望值；要知道，当初的通胀率已远超 5％可忍受的限度。采取这一策略的风险在于，一旦通货紧缩的心理蔓延开来，局势就很难扭转了。居民消费价格通涨率已从今年 2 月 8.7％的高点急剧下降到今年 8 月的 4.9％。尽管缓慢降低利率的好处值得争议，但这种渐进政策确实表明，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求发展的策略已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即更注重经济的平衡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讲，去年由商品价格主导的物价暴涨表明了市场的一个信息，即中国的发展潜力是有限度的。一旦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一个经济体就不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日本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早在 1970 年代，日本被迫允许国内物价和汇率受市场调节，即经济变革过程的主要内容，因为经济一旦扩大，它就要求更大的货币弹性，以更好地满足本国资金和信贷条件的需要。当汇率在全球的竞争力下降时，日本的生产力增长自然就会减缓，结果在以后 15 年中，其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 4％。

 

当然在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减缓到 4％。从 2005 年开始，中国的汇率表现了更大的弹性，但其进程更为渐进，因此，要达到日本 1973 年取得的现代化水平，其路途仍很遥远。1978 年，中国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革，但起点较低。日本的发展高峰期始于 1955 年，而当时日本已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体，拥有现代的纺织业、钢铁和造船业。

 

此外，中国劳动生产力的繁荣一向是由大批农村工人迁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城市就业所推动的。据估计，每年来到城市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员高达 1,200 万到 1,500 万。尽管很难估计劳工供应何时用尽，但一些早期迹象表明，要把工人吸引到城市来，其工资待遇必须提高，这无疑会削弱生产力的增长。

 

还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决策层正在把重点放在农村的基建项目上。继最近几年食品短缺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农业的发展，这有助于稳定价格，也无形中减少了农村工人向城市的转移。这肯定会影响工厂的产量，事实也是如此。而最近采取的新劳动法，按照各省的人均收入，将劳工的最低工资定于 60 美元到 110 美元之间，也进一步证明了领导层在思维模式上的转变。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正在向工业化世界迈进。但过去一年的发展，即从商品价格主导的物价飞涨到政府重点的细微转移表明，这种迈进的速度可能在未来几年中会减缓下来。去年破记录的 11.9％的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高水位线；2009 年，增长可能会放缓到 8％或更低。尽管这会让政府采取刺激措施，但中国的增长轨迹不可能恢复到 2003 年至 2007 年间低通胀高增长的 10％以上。毕竟，当多年来固定投资超出了 GDP 的 40％时，政府可以帮助兴建更多新电厂和新公路的数量一定会有一个限度。

 

就 3.5 万亿美元的经济而言，其潜在的增长率可能会接近 8％，这一比率丝毫不影响经济奇迹的名声。但增长减缓的转变对许多经济代理人可能是痛苦的，如中国的房产开发商和全球的商品交易商，而这些人都曾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与中国需求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抬高价格。尽管出现了经济低迷的循环，但更明显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当前局势也完全符合经济重心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