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日本

对中国的各种分析在肃然起敬与恐慌不安之间剧烈摇摆：有人认为，中国实现的经济增长超乎寻常且势不可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以灾难告终，这种灾难或许很快就会降临。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在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担忧的论调中占据显著位置，其理论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无论是因为“带来污染的增长”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对全球的影响，还是对两者的影响。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中国，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更加突出。

 

但是，对中国敬畏和恐慌的分析都忽略了一点：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以市场为重点的自由化改革以来，有益的先例加上努力的调整与适应引导着中国一路前行。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形态和特性并非史无前例，而是与在更早的几十年间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东亚其他成功的发展模式极其相似。此外，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也一直不得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都必须面对的新挑战而不断进行调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和“天安门事件”后改革危机的困扰；在90年代，又遭遇了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贷款以及关闭或出售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艰巨任务。如今，中国严重的污染问题只是助长了西方评论中悲观倾向的一系列障碍中的最新难题。当然，中国过去成功地克服了许多障碍的事实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不过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目前的境况并非完全史无前例。在中国的东边有一个国家，为希望那些评估中国如何才能在未来10年中努力解决其环境问题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提供了绝佳的路线图，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最近1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成了由日本和韩国开创的东亚模式的夸张翻版。投资滚滚而来，在 GDP 资本构成中所占的份额达到了45％。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积聚起来的国内储蓄资金居高不下，且不断增多，使维持高投资水平的资金筹措并非难事。按照大多数衡量标准其价值都被低估了的人民币直到2005年才被允许有限度地升值。为了维持较低的币值，中国逐步形成了数额惊人的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此时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攀升到占 GDP 的9％以上。

 

但是，为了使这种低成本、低币值、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获得成功，中国目前面临双重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过去两年来从通货紧缩到相当快速的通货膨胀的突然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原因不仅是石油和食品价格上涨，还包括劳动力工资的不断提高。第二个挑战是，空气和水质污染状况急剧恶化，因为资源和排放密集型的重工业（如炼铝、化工和钢铁行业）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在2002年以前，中国的能源密集度（单位 GDP 能耗）20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但从2002年以后，该指标又开始不断上升，温室气体排放也随之增加。2007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指按排放总量绝对值，而非按人均排放量）。

 

这两个挑战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它们确实很难对付。但是，这两个挑战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难题也惊人地相似。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一样，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通过投资推动其经济发展，1970年，投资在 GDP 中的比重已上升到40％。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元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随着日本工业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这种固定汇率制使日元价值低估的情况日益严重。固定汇率和资本控制使日本没有形成像当今中国那样数额巨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和外汇储备。尽管如此，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然引起了国际纠纷。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则在国内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许多人仍不会忘记，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遭遇了两个沉重打击。一个打击是“尼克松冲击”：美国总统通过访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突然取消固定汇率制，迫使日元快速升值，向日本发出了警告。另一个打击是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它使日本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内通货膨胀率飚升到25％。但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当时的日本与如今的中国一样，由于重工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同时缺乏环境保护法规的制约，其环境状况非常糟糕。看一看 Frank Gibney 1975年撰写的一本书《日本：脆弱的超级大国》（参加注释1）中的这样一段描述：

 

“景色秀美的日本内海大部分海岸已被从沿岸工厂中排出的废水（所谓的‘红潮’）无可救药地彻底污染。烟雾警报变得越来越频繁，许多哮喘病受害者开始气喘嘘嘘地到医院求医。地方上关于污染的控告和投诉1966年约为2万起，到1971年已经上升到7.6万起……在南方，数百人因为吃了当地的鱼而患病，许多人因此而丧命。在北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污染问题，一家工厂排放的含汞废水也引起了类似的食物污染问题，当地还出现了因镉污染而引起的一种骨痛病。”

 

现将上述段落与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的一段描述比较一下：

 

“20年来，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会分散经济增长注意力的问题来处理……高速工业化产生了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和水质污染事件。据环保官员透露，中国1/3的地区出现了酸雨；在中国的七大河流中，有一半的水体已经‘完全无法使用’……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超过70％的河流和湖泊被污染，9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以上摘录的内容来自谢淑丽（Susan L. Shirk）所著的一本书，猜猜该书标题是什么——《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参加注释2），显然，在西方人的脑海里，脆弱与亚洲的超级大国难分难离。

 

在日本，曾有数千人因吃鱼而患病的地方是九洲的水俣湾。在上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当地的日本企业 Chisso 公司曾将甲基水银倒入海中，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悲惨的后果，这种后果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由日本三井矿业与冶炼公司造成的镉中毒引起了一种称为“痛痛病”的疾病。在日本西北部的新泻地区，Showa Denko 公司排放的含汞废水引起了水俣病的第二次爆发。

 

如果你看一下1970年在日本城市（东京、大阪、北九洲，或任何在其中心地带有工业的城市）拍摄的照片，你将发现与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大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上海和重庆）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些照片中，空气被因烟雾和灰尘而浑浊。能够看见蓝天的稀罕日子成了值得庆祝的理由。但是，如果你现在到任何一个这些日本城市去，空气质量已经全然不同了，蓝天不再是稀罕物，人们只有在患感冒时才需要戴口罩，戴口罩的作用不再是为了过滤污染物（就像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而且当一名交通警察也不再是一种有害职业。

 

在日本，有两件事情的共同作用使空气变得干净而清新。一是公众的抗议。即使在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民主政体下，公众的抗议示威也能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日本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环保法规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通过的；日本的第一个环保机构也是在那时创立的。二是宏观经济（日元升值，加上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的作用。日本经济环境的这种急剧变化导致了其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低成本发展模式进了死胡同。对重工业和污染行业的资本投资开始下降。能源变得更加昂贵，而新的税收使能源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纷纷采用节约能源和能效更高的技术，并开始生产适合更加清洁的新时期的产品（尤其是汽车）。也是在这一段时期，政府鼓励电子企业的发展，对高科技新产品大量投资，这引领日本经济向新的方向发展。

 

通货膨胀与要求保护环境的强烈呼声同时出现，使日本的工业不可避免地向高端市场快速转型，这种转型确实也非常成功，这引领日本在接下来的15年中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增长。在开始阶段，整个日本经济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强大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在随后10年中的许多时候弥补支撑经济增长的财政赤字。

 

中国也能这样做吗？在中国，每一件事情的规模都要比在其它国家更大：只有印度在人口上与中国接近；只有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在国土面积上可与中国匹敌。这可能使解决中国的问题比解决其它国家的问题更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千万不要产生误解，中国的污染问题规模庞大，中国也必须投入规模同样庞大的资源来治理它——如果它选择这样去做的话。中国有大量可以加强执法的官员，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安全力量，还有一个目前幸运地拥有盈余的中央政府预算。

 

迄今为止，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相比还不算太严重（中国目前的年通货膨胀率约为8％；而日本1974～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中国的货币政策由自己掌控，不会听命于理查德·尼克松；来自环保呼吁的压力尽管确实存在并在不断加大，但却微弱无声。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分权：中国有非常不错的环保法规，但许多地方政府对这些法规往往不予理睬。

 

不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通过他们的讲话表明，他们也将通货膨胀和环境问题视为当前经济发展必须克服的最大障碍。对宏观经济和环境政策进行改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在这两个领域实施这些改革，这两套改革措施将会相得益彰。如果不加快人民币的升值，货币政策将难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因为利率不得不保持在过低的水平。如果中央政府不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环保法规将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市场信号，显示中国低成本、资源和资金密集型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那么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它们在重工业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并且是最大的环境污染者），都将无法向市场高端转型，并使自己的流程清洁化。

 

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也拥有强大的公共财政优势，它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完成下一次转型，并为保护环境筹措资金。与当年日本相似的另一点是，中国也是一个政府发挥巨大作用的国家，政府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研发活动的投资。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中获益，正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来战胜国内反对改革的势力一样，现在中国也可以利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来制服国内对环保执法的抵制。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最大困难在于：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方针政策，都很难实现严格的中央集权——由于中国的幅员规模和复杂性，无法做到这一点。有益的变革并不容易实现，但它确实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