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重生”

不管人们对当前的局势还存有多少疑问，确定无疑的是美国政府在过去20年间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这个夏天走到终点，随之一同衰落的还有“美国式”资本主义。“曾经全世界的人都羡慕我们的经济，我们也告诉他们，如果想和我们一样，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把权力交给市场。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不再有人憧憬这种模式。这当然使我们的信誉受到质疑。每个人都觉得被我们牵连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道出了美国现在的尴尬处境。

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的，这场危机使美国“品牌”受损，其长期输出的资本主义美好愿景和自由民主理念失去了根基。当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被问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不知是否应该继续采用自由市场的模式时，他的回答是：“我想不仅发展中国家感到迷惑，发达国家也被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搅昏了头。”

拉丁美洲、亚洲和俄罗斯终于得到了“复仇”的机会。美国的危机使赞成国家控制经济的拉美政权有了捍卫自己观点的“真枪实弹”，他们认为美国支持的自由市场正是这个地区收入不平衡的根源，现在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死期将至”。对于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被迫接受西方开出的市场导向“药方”的亚洲国家而言，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激进干预无疑相当“虚伪”。俄罗斯也抓住眼下的机会为自己多年来因国家干预经济所受到的批评辩白，其总统梅德韦杰夫指出美国的救市计划等于“将金融部门部分国有化”，而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已经与市场接轨。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全球经济因为这场危机陷入困顿，幸灾乐祸的声音还会更多、更响亮。

美国的资本主义“盟友”欧洲一边手忙脚乱地拯救自己的经济，一边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先见之明”。一些欧洲领导人纷纷站出来宣布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已彻底结束。法国总统萨科奇表示：“坚定的全球化正在终结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整个经济之上的金融资本主义，关于市场始终正确的想法是疯狂的。”他正在筹划一个世界论坛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证明“公共力量对金融系统运行的干预的合法性已毋庸置疑”。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几年前，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政府力量应该被削弱的说法很流行，我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然后指出美国和英国在去年的G8峰会中拒绝了她要求更多金融监管的呼吁。默克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支持——9月底，她来到大众汽车总部，在有2万名员工参加的职工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有争议的新《大众公司法》：“我们的意见是，持有大众汽车20.3%股份的第二大股东下萨克森州政府在公司经营中的否决权应该得到保留。”

这些言论指向一个政府更多参与、监管更严格、不再放任自由市场力量的资本主义。欧洲对这样的资本主义并不陌生，他们称其为“大陆资本主义”（也称“莱茵模式”），与美国强调自由市场，主张低税收、宽松政府监管和较少公共服务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英国也属于这个模式，但没有美国极端）相对。所以，欧洲对美国眼下麻烦的态度基本可解读为：我们早就知道自由放任的市场是个错误，但在过去反而因此招致嘲笑，现在我们还得为你们的过度疯狂付出代价。当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时，国家干预经济又成了潮流，我们可是一直这样做的。

尽管如此，欧洲并无意放弃自由市场或让国家彻底接管经济。他们清楚自己高税收、高福利、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在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已遇到瓶颈，美国的快速发展也迫使欧洲改变一些做法。现在，就像古老的欧洲接受来自美洲大陆更具活力的自由主义，危机中的美国政府也开始学习欧洲做派，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但这样的举动被一些人视为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的“终结”，他们将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称为“金融社会主义”或是冠以其它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名称。

这些危言耸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当美国政府接管房地美、房利美并向AIG大举注资后，实际上是国家负责向大部分人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和保险。当政府在经济中参与程度超出一定范围，对自由市场是否受到干扰提出疑问很正常，但将美国目前的临时应急措施引申为一种已存在数百年、在世界范围内都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毁灭”，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正因为美国政府别无选择，才会采取激进的国家救市举措以挽救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别忘记了，信贷和信用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如果美国政府为了遵守不干预经济的教条而眼睁睁看着它们停止流动，这才是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的终结。可以预见，在危机结束之前美国政府都不会停止对市场的干预，而政府将私人资产国有化也不会是它的终极目标。

实际上，美国政府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司空见惯。自其诞生以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已发生过很多次，每次政府都会出手平息经济动荡，帮助市场重获信心，最著名的一次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罗斯福新政对于经济的调整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影响上都远大于今天，并开启了一个大政府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时代。

里根在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时，美国政府在几十年间已变得极其臃肿和官僚。里根与和他同时期当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发起了改革，他们都更信奉自由市场，将“市场万能”的观念重新引回经济。接下来的美国领导人延续了“里根主义”，直到把这种做法也变成教条。

现在，没有人再提“市场万能”了，华尔街的破产标志着“里根主义”的终结，各大金融机构迫不及待地向政府寻求援助，根本不在乎这是否违背了资本主义的“金科玉律”。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相信极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外，没有哪个资本主义信徒会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市场。任凭巨大的市场力量盲目作为的只是原始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几百年的进化史中早已消亡，真正的现代资本主义信条是“如有可能，让经济尽可能自行其是”，而非“政府永远不得干预市场”。本质上，一个国家需要的既不是无政府，也不是大政府，而是一个拥有适当权力的小政府，这与意识形态无关。而美国之所以会遭遇眼下的危机，不是因为它的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政府在监管、补助、干预和政策上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毫无疑问，“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就像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说的：“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种对贪婪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最终将吞噬掉它自己。”美国已经开始挥别随意信贷、宽松管制、高风险大额交易和高薪酬的黄金时代，进入到更少投机、更少杠杆和更紧缩信贷的世界。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是资本主义的一次深刻自我修正，只不过全球化使美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扩散到了全世界。虽然很惨烈，却并不空前绝后，更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终结。对美国而言，这场金融危机的结果很可能和1970年代初其制造业的故事一样——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实力，却最终被其它国家瓜分掉自己垄断的资源和市场。不过，这不正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所追求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