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多年前那场与当下极为相似的经济萧条中，这位美国总统如何成为一个旧世界的拯救者和一个新世界的开创者
罗斯福的遗产
当人们在危机中仰视并寄望于奥巴马的变革时，奥巴马应该仰视并寄望于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的经验。在20世纪的17位美国总统中，没有人比罗斯福经历过更为波诡云谲的大时代，也没有人比他获得过更多的爱戴和仇恨。人们对他的这两种极端而对立的感情都产生自大萧条，罗斯福因拯救了美国经济而被捧上云端，又因对既有社会格局和规则的变革被众多守旧者永不原谅。
历史表明，对罗斯福的憎恨远比不上对他的热爱持久。那些坐在俱乐部里谴责这个出身老派商人和绅士家庭的总统“背叛了他的阶级”的人几乎都已去世，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对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报以赞许和感激之情。当《时代》周刊对20世纪的美国总统进行排名时，罗斯福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认为他足以与华盛顿和林肯齐名。
这是一个拥有卓绝理想和魅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成功不在于拥有多么专业的知识，而在于具备一切伟大领袖所应有的素质和气质。就连十分了解罗斯福对自己的轻视之情的戴高乐也屈服于“这个艺术家和诱骗者”的人格魅力，而丘吉尔将与罗斯福的会见形容为“就像打开一瓶香槟”。能在危急形势下保持镇静确实是罗斯福非同凡响之处，在压力下保持优雅的风度，这种品质曾被海明威称为最高形式的勇气。当他在1933年入主白宫时，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使资本主义危在旦夕，全国近1/4的人处在失业中，GNP几乎被腰斩，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慌和愤恨，更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何以至此又该如何力挽狂澜。
但罗斯福做到了。他用被政商两界大肆谴责的新政使美国免于遭受本可能持续半个世纪的大萧条。这场涉及社会保障与管制的改革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哲学—政府不仅可以干预经济，还应对人民的福利负责。从新政开始，美国政府承担起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责任，不仅要做宏观调控，还要通过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等途径积极介入分配。经济运行的好坏成为判断政府成败的关键，政府不干预的自由放任主义宣告结束，此后无论多么保守的美国政府也不可能退回到新政之前。
在罗斯福执政前，美国人从未与政府有过如此紧密的联系，也从未对政府有过这样大的期望。虽然与眼下这场21世纪的“大萧条”中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国有化和全方位的经济干预相比，罗斯福的新政仅仅是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大门并迈出第一步，他的反对者仍在意识形态上将其归为社会主义。但没有人比罗斯福更清楚，他的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公共工程、金融监管、价格管制、最低工资、劳资谈判和所有其它看上去像社会主义的新政举措是为了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拯救出来。对资本主义而言幸运的是，罗斯福真的做到了。
山雨既来风满楼
与成名于大萧条的罗斯福相比，其前任胡佛的命运更具反讽意味—这个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理财能手（他曾在柯立芝政府中担任过8年商务部长，被誉为“伟大的部长”和“所有重要经济政策发言人”）在这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惨遭滑铁卢，在1929年以前他的名字象征着粮食和繁荣，但之后却成为饥饿和萧条的代名词。
胡佛是一个认真对待美国体制、坚守自由主义信仰的人，也是个尽职且上进的社会公仆，但他确实被大萧条彻底打垮了。美国经济在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从繁荣的顶点急转直下，胡佛却从一开始就判断失误。他不断向公众表示局势很好或者已经好转，1930年7月，胡佛对一些来到白宫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危机的工商业代表说：“先生们，你们迟来了6个星期， 危机现在过去了。”
总统的乐观主义并不能阻止形势的恶化。到1931年秋天，等待发放免费面包的漫长队伍、卖水果的小贩、用硬纸板拼凑起来的贫民区和在城市空旷地带靠废金属碎片搭建的房屋等“胡佛村”遍布美国各个城市。但胡佛似乎从未见过这些悲惨景象，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水果商贩是市场经济下自然产生的一种职业，而实际上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许多都曾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身为纽约州长的罗斯福比沉浸在过往繁荣幻觉的胡佛总统更早意识到艰难时世的到来。1929年3月他就警告失业问题正在变得严峻，成为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州长。在1930年秋天，罗斯福在第二次竞选纽约州长的演讲中已经有意识地利用当时的危机。就在再度当选州长后的第二天，罗斯福的亲信幕僚在庆贺胜利的声明中宣布他准备竞选总统。
在193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中，罗斯福有惊无险地获胜，“新政”这个词在其正式接受提名的第二天就通过一个卡通短片全面流行起来。在这个短片中，一个虚弱的农民抬头看着蓝天上呼啸而过的飞机，飞机的机身上赫然写着“新政”。其实在1931年的年度州长大会上，罗斯福就提出要制订计划解决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详细论述了减税、建立更人性化的税率机制、资助失业者、完善医疗保险、在城市与农村间建立更和谐的平衡等与后来的新政颇为相似的建议。
接下来与胡佛的较量罗斯福毫无意外地大获全胜，相较前者15759930张直接选票，他赢得了22815539张直接选票。选举前夜，罗斯福和他最重要的智囊之一雷蒙德·莫利坐在起居室的火炉边，平静安详而又充满神秘感。选举当晚，当他的儿子詹姆斯将他扶上床时，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足够强壮，有能力完成这份工作，并让儿子为他祈祷。无论多么担心，罗斯福都没有退路，这个国家几近绝望的民众竭尽所能地支持他，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1933年3月3日早上9点25分，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住处和办公处设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堆坏消息等着罗斯福：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字表明一周内已抛出价值2.5亿美元的黄金、资金紧缺的财政部连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美元短期公债。到3月3日晚，32个州宣布无限期关闭银行，其它6个州几乎停止所有银行的营业活动，剩下的1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则把提款额限定在存款总额的5%，田纳西更规定每天最多取10美元。
胡佛在最后时刻仍试图拉着罗斯福一起承担沉重的局势。在从1932年11月8日大选结果揭晓到1933年3月4日就职典礼间的4个月，这两位政治家进行了一场顽固而隐蔽的决斗：胡佛在不断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极力挽救自己的声誉，而罗斯福坚决不采取任何共同行动，因为这意味着共同责任。所以当胡佛将金融业即将崩溃的信息转到五月花饭店的总统套间，问罗斯福是否愿意一起发表一项紧急应急声明时，罗斯福在经过紧急会商后给出的答复是：“仍请总统自行其是”。就在那个套间里，罗斯福又浏览了一遍自己草拟的就职演说。他的手边放着一本梭罗的著作，上面写着那句未来名言的来源：“最可畏惧者莫过于畏惧”。
为罗斯福起草过演讲稿的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曾说：“世间没有一个剧作家能为任何一位新总统、新独裁者或者救世主设计出一种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设计的更好的登场方式。”但罗斯福本人可能也没有预见金融业的溃败会在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达到戏剧性的高潮。金融重镇芝加哥和纽约市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的州长分别在当天凌晨2点和4点20份决定让全州银行休假。清晨6点收到报告的胡佛终于承认：“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6个小时后，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在1933年3月4日这个阴沉多云的星期六，华尔街街头飘扬着庆祝新总统就职的国旗，但它的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距它约800英里之遥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在成立85年以来首次关闭。罗斯福在全国几乎所有银行都关闭的时刻跟随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没有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节念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在接下来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慷慨激昂地说道：“复兴不仅要改变伦理观念。这个国家要求行动起来，现在就行动起来。我们最大、最基本的任务是让人民投入工作。”
当胡佛劝民众不要丧失信心时得到的是嘲讽，但当罗斯福让大家不要恐惧时，人们好像一下子就放了心，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崭新的美好时代、一个没有任何噱头只有目标和努力的新时代就要来临。这个美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广播的政治演讲一结束，罗斯福就收到数十万封热情的来信。
实用主义者的行动
当庆祝总统就职的漫长游行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庆祝舞会上的人们在舞步中陶醉于对新时代的憧憬时，白宫里正在进行似乎没有尽头的会谈。宾夕法尼亚大街巨大的大理石建筑里灯火彻夜通明，透出窗外的黯淡光线照着下面沿街地上撒满的五彩纸屑。刚刚诞生的民主党政府与上届共和党政府坐在一起，打电话给焦急的银行家，试探全国金融脉搏，草拟紧急政令。凌晨他们抽空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又赶回工作岗位。新闻记者一连几个小时地守候在门外，询问每个经过的人，试图得到一星半点重大新闻。华盛顿因谣言和希望而变得极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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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后的第一个早晨，罗斯福吃过周日的早餐后就滚动轮椅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准备实施新政。但他发现在空空如也的总统办公桌上连一根铅笔或一张纸都没有，也找不到召唤助手的按铃。在短暂的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后，罗斯福扭过头大声呼喊，直到秘书进来。这一天，罗斯福下令全国银行“休假”至3月10日，各地银行家都被召集到华盛顿讨论银行立法事宜。
整个第一周，罗斯福都在忙于处理银行危机。他在3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打破了记者必须事先提交问题的陈规。3月9日，国会特别会议响应罗斯福号召通过《紧急银行法案》，开始了对金融市场的整顿。
在这周的最后一天3月12日，罗斯福进行了他的第一次“炉边谈话”。讲稿在谈话开始前不见了，但罗斯福泰然自若地拿起一份新闻记者的油印稿，熄灭了烟头，转向扩音器，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同美国人民谈谈金融情况。”在20多分钟的谈话里，罗斯福热情且令人安心的声音通过收音机涌进6000万人心里。
与执政12年中的998次记者招待会一样，30次的“炉边谈话”也是他与人民建立联系的渠道，而且更为重要。虽然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能以巧妙的玩笑、敏捷的回答、个人戏剧感、直呼人们名字的做法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感染记者，相比第二天报纸上冷冰冰的报道，“炉边谈话”更能将他与民众直接联系起来。这些谈话本身并无太多新意，但在起居室的收音机边听上去清新、亲切、直接而感人。罗斯福就像父亲对着自己的家人讲话，有意识地使“人民”这个抽象的谈话对象具象化，说话的时候时而点头，时而双手做出简单自然而轻松愉快的姿势。据当时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他面带微笑，容光焕发，好像他真的就坐在前廊下或者同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
新的银行法案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大获全胜。3月底，12.5亿美元银行储蓄回流，4月份又有10亿美元回流。在银行重新开业计划的第3天，联邦储蓄体系76%的下属银行恢复营业，储蓄者的损失相较于储蓄额的总量来说只占很小的比例。
除了《紧急银行法》，罗斯福让国会在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的100天里先后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农业调整法》、《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国家工业复兴法》等15部新法案。
“百日新政”速度惊人的行动使美国人眼花缭乱，也使他们感到温暖和安全。虽然现在看来似乎罗斯福的一切举动都做得很对，但在当时即便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政策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又将这个国家带往何处。一个记者在一次招待会上提出了他的疑问：总统最初的行动是紧缩通货膨胀的，但后来的农业法等法案却似乎增加了政府开支。罗斯福在试图做出一番审慎答复后干脆说“你总不能让人家挨饿”。这个故事说明罗斯福并没有高明的政纲，就像他后来曾经开玩笑地说过：“既没有整顿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
但罗斯福确实在行动，就像他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到的：“这个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试验。采用一种方法并进行尝试是常识。如果失败了就坦白承认再试另一个。但首先，一定得尝试某种方法。”在他以前没有哪位总统那么快地把那么多的诺言变成了那么多的法律。即便百日新政彼此间或是与竞选承诺有不一致的地方，罗斯福也认真相信自己主要行动的正确性。于是，他一边让政府出资兴建浩大工程，一边规定政府厉行节约。总统夫人埃莉诺在白宫开办19美分一顿的经济午餐，总统也按时吃这种份饭。这种矛盾性在新政中随处可见：直接救济所体现的人道主义与削减退伍军人抚恤金的吝啬，农业调整法中提高关税的条款与国会奉行的新国际主义，等等。
罗斯福在大萧条中扮演的是实干家和试验家，一致性并非他和时局所需要的。他喜欢对记者说自己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看出了前一场的比赛结果，他就发令改换新的打法。没有什么比被罗斯福称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更能体现罗斯福的实用主义精神，无论是它的制订过程还是主要条款。
1933年5月10日，罗斯福在白宫召集正在制订复兴纲领的各集团领导人开会。讨论历时两个半小时，涉及20多条建议。最后当总统指出基本分歧在于究竟是制订一项大型公共工程方案还是制订政府工业法典时，有人说了一声：“为什么不可两者兼得？”罗斯福急忙回答：“我想你说的是对的。”并且当即指定了几个在场者“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去搞”，不达成协议不要出来。最后的议案自然是许多利益集团和观点妥协的结果，
本质上，罗斯福在没有任何既成纲领的情况下将美国变成了一个“经纪人国家”。这位奉行实用主义的总统就像多种利益间的一个杰出代理人和仲裁人，他的任务是拯救一个失调的经济制度、实现一个一般都能接受的改革，而最首要的是促进经济复兴。这些目的只有通过协调各种主要利益集团—尤其是劳工、农民和商人—的关系，让它们彼此合作，在劳动力、资源和资本间寻求并保持平衡才能实现。
罗斯福的“中间道路”走得非常艰难。1935年，最高法院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第二年，新政的另一支柱《农业调整法》也遭到同样命运。但在所有困难之上的，是美国经济的好转。1936年春天，《纽约时报》商业指数自1930年以来第一次重新破百。当年6月，《财富》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大萧条已结束，60%以上的人对罗斯福的表现很满意。他是这个大选年民众最关注的话题，他也知道大部分美国人和大部分外国人都喜欢并且尊敬他。1936年，9月29日，罗斯福在纽约开始连任竞选活动，然后毫无意外地获得第二次胜利。
真正的保守主义
在获得全国支持和赞赏的同时，罗斯福也必须承受很多不满和阻碍：还生活在19世纪的个人主义者反对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有限政府信仰者反对他们心中正在建立的极权主义国家、节俭主义者反对政府增加开支、劳工组织反对工会领袖成为政商两界的伙伴并身居高位，而认为失去地位、尊严和阶级安全感的工商业界也聚集了不少针对罗斯福的尖锐怨恨。
1934年8月，美国自由联盟成立。这个组织致力于“教育人们认识尊重人权和财产权的必要性”，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和他们的企业，以及人们赚钱、储蓄和购置产业的权利，反对政府对企业和经济的大规模干预。自由联盟的成员或发言人中不但有皮埃尔·杜邦这样的工业家、威廉·S·努森这样的汽车制造商、J·霍华德·皮尤这样的石油资本家，还有艾尔·史密斯等著名的民主党人。
正是这些工、商、政界的领袖指责罗斯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言：“如果他的阶级指的是制订政策、掌握大权的整个阶层，那么说他的阶级背叛了他也同样符合实际。”据说在1935年底，4名富豪坐在费城一家高级俱乐部的图书室里一边喝酒一边把总统和他的工作骂得一钱不值。过了一会，其中一人偶然打开收音机，忽然从中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蔑地谈到“绅士们在暖和而讲究的俱乐部里”批评新政，正是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讲。对罗斯福而言，这些保守主义右派就像带着丝质帽子掉下水的老绅士，被救起后还要训斥自己的恩人弄丢了他的帽子。
新政本质上是借助国家公共权力来限制过于庞大的私人经济权力，打破垄断以维护企业的自由竞争，在“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基础上将自由的概念进一步从消极的不受政府干涉推进到积极指望政府扶助。美国的自由主义由此从古典转向现代，其分界线正是最后一个固守放任自由主义的总统胡佛和第一个代表现代自由主义的总统罗斯福。
虽然罗斯福象征着改革的力量并被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憎恨，凌驾于阶级或集团利益之上的民族与社会责任感、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责任感、承认个人财产作为构成稳定的人际关系基础的重要性、要求摒弃粗野行为和好出风头的个人教养品质等传统保守主义精髓来看，罗斯福比很多自认为保守的人更坚守美国的保守传统。不过他对保守主义陈腐一面的摒弃、浓厚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气质，以及几乎可容纳一切思想且不受某一种思想束缚的开放性使他无法与任何一种教条式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对罗斯福而言，“你要维护传统吗？那就必须对它加以改革”。
相比之下，很多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并不关心这种哲学的真正价值，不过是用永恒原则的华丽外衣伪装自己的狭隘利益。工商界对罗斯福的反对部分是因为某些新政措施制造麻烦且费用浩大，劳工确实变得盛气凌人，企业面临的限制也成倍地增加了。但他们的利润也在1933和1934年间大幅上升，对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事物的愤恨更多还是来自对自由放任这一思想意识的固守，以及从自命为肩负国家经济建设重任转为要承担经济衰退责任的心理上的不适应。
当反对者将罗斯福及其新政斥为社会主义时，颇具贵族风度、声音洪亮、身材修长且风流倜傥的社会主义领袖诺曼·托马斯却在电台广播中直率地指出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金融业？罗斯福把它们扶植起来又交还给银行家了；控股公司立法？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把大公司国有化而不是要把它们拆散；工业复兴法？那是通过工业协作从而调整生产维持利润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农业调整法？本质上它是对于限制产量采取补助办法以保证利润的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保险？罗斯福的法案不过是对真正的社会保险纲领的拙劣模仿。
总而言之，正如托马斯所言，罗斯福的口号不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无产者和小资产者联合起来，清除华尔街”。社会主义意味着所有权的真正重新分配，以及国家对整个社会的资本、土地和工业的控制，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完全经受住了考验。如果他在1933年提出将银行和铁路收归国有，国会很可能会同意，但他根本没有尝试，反而对前来游说的人说还没有这个必要，银行家已经答应配合。一般认为，新政最激进的立法当属《国家劳工关系法》，“因为它通过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力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但既便如此，也不过是使劳工阶级在社会中上升到相对平等的地位，而非改变整个生产关系。
对这个杰出的“讲求实际的”人而言，重要的是改良资本主义而非摧毁这种制度，他完全无意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政治经济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就像霍夫施塔特的评价，是“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到1940年的总统选举时，非资本主义派别获得的选票已从1932年的近百万降至15万。
到1938年时，新政基本已经结束，来自战争的威胁和战时经济的繁荣使新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人认为是二战而非新政将美国从萧条中拯救出来，但这二者的成功都出自罗斯福之手，没人能否认是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当然，罗斯福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同样明显。为了实现目的，他不无欺骗、矫饰、逃避和幕后操纵，他的一些不坦诚和忘恩负义，以及顽固、自负和偶尔的报复心及粗鲁等性格缺陷也为人诟病。但最终，他的勇气和力量战胜了一切，即便最强硬的政敌也承认这个对手的伟大。被称为“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