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大盗

一年一度的华尔街奖金季又近尾声。虽然金融业近乎暴利的薪酬每年都会遭遇非难，今年人们对华尔街的谴责却不是例行公事，积攒已久的愤怒（也许还混合着嫉妒）终于爆发。

倒霉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充当了导火线和炮灰，因为它给金融产品部门的418位在职和离职员工发放了1.65亿美元奖金（据说实际金额是2.18亿美元）。2008年9月以来，AIG已从美国政府处领取了共计1733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这让它的行为看上去就像拿纳税人的钱去奖励那些让自己陷入崩溃边缘、甚至破坏整个美国经济的人。

已对华尔街恨之入骨的美国人自然将此事视为其贪婪与傲慢的铁证。一位民主党议员将AIG的名字贬为“自大、无能和贪婪”（arrogance, incompetence and greed）；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前财长萨默斯将这种行为形容为“令人无法容忍”；总统奥巴马则在脱口秀中正确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钱已经给出去了，而人们只是忙于想法报复他们。” 曾在1月底将华尔街一边向纳税人求助一边滥发奖金的行为定性为“可耻”的奥巴马指示财长盖特纳“通过一切法律途径”阻止奖金的发放。

就在奥巴马政府研究如何利用此前的“限薪令”来制止AIG时，众议院迅速通过一项法案，对接受政府注资5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员工的奖金将征收90%的附加税，并可追溯至2008年年底。这不仅意味着AIG金融产品部门有73人是空欢喜一场，华尔街发放的2008年奖金几乎全军覆没。在法案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这次获得奖金最多的20名AIG员工中已有15人放弃了这笔钱。

显然，AIG奖金事件影响到的不仅是它自己，甚至不仅是华尔街顶级高管。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金融业者数以千计，征税90%足以扰乱华尔街以奖金激励为核心的金融业务模式和薪酬文化。美国国会和政府无暇顾及这项匆忙出台的法规是否漏洞百出，而是忙着平息民愤。就像纽约一位薪酬顾问指出的，这不是省钱，而是复仇。当然，这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但在急于表态前，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样做真的正确吗？

AIG教训

如果没有次贷危机，AIG此次发放的奖金很可能并不引人注意——比起华尔街鼎盛时期的慷慨豪迈，1.65亿美元比起根本不算什么，而且还不是发给明星高管的。纽约州审计处（New York State Comptrollers）数据表明，从2001年至今华尔街已发放了1683亿美元奖金，其中最高峰的2006年就散去了341亿美元。

再想想斯坦·奥尼尔，这个将美林丢给约翰·塞恩一走了之的人在离开时虽未得到任何奖金或离职补贴，却拿走了总额超过1.6亿美元的退休津贴和福利。步其后尘的查尔斯·普林斯从花旗带走了一辆名车、一个司机、一间豪华办公室再加上一份可自由支配的1040万美元年终奖。这些事放在现在决不可能发生，但在2007年底虽然遇到比以往更大的阻力，却仍然是自然的。奥尼尔和普林斯优雅的全身而退说明人们对华尔街高管的巨额薪酬其实早就习以为常。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美国15位大型住房建筑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掌权者在2004年至2008年间每人拿到超过1亿美元的现金薪酬和股票出售利得，其中就包括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一个无奈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经济系统大多数时候选择回报参与制造泡沫的人。

当危机颠覆一切时，人们对华尔街的宽容也被颠覆。2008年华尔街的奖金总额已比上年减少44%至184亿美元，仍与2004年相当。AIG的7位最高管理者没有任何奖金，但这种高姿态并不一定能取悦心存不满的美国人，不拒绝却一定会引发他们的暴怒。过去，华尔街只须考虑股东们的利益和心情，但危机中的大规模注资和国有化使纳税人也成为他们的投资者，薪酬问题变成政治问题。AIG的“政治不敏感”终于给自己和金融业惹来大麻烦。

实际上，AIG计划向金融产品部门发放奖金的事并非秘密。它在去年5月提交的一份证券文件中透露了留任奖金，国会按照惯例提出批评。今年1月份，媒体开始广泛报道此事，2月份美联储和财政部为了新的AIG救助计划还曾研究过它的留任奖金问题。

此次AIG发放的1.65亿美元只是其留任奖金计划的最新部分，该计划预定向员工支付约 4.5亿美元，此前已支付了0.55亿美元，另有2.3亿美元将在今年继续发放。4.5亿美元还不是AIG计划的全部，它的规划是总共向员工支付各类薪酬约12亿美元。

AIG的CEO爱德华·李迪在3月14日写给盖特纳的信中告之对方将在15日给金融产品部门的员工发放新一笔留任奖金，并表示公司会“尽最大努力”将尚未发放的奖金减少“至少30%”。李迪对盖特纳表示，“坦白地说，AIG对此无能为力”，虽然他本人“不喜欢这些付薪协议”并在解释为何必须执行时感到“不快且难以启齿”，但“信守合同规定是保险业的立足之本”。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迪多次解释奖金风波。他指出是前任CEO在2007年末至2008年初安排了这笔奖金，他在去年10月或11月才知道此事，但有责任履行这项合法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3月18日，李迪在持续了一整天的众议院“质询会”上一直作证到晚上。

李迪确实在以非同寻常的勇气执行这些合约。接受鲍尔森邀请从退休状态“出山”接管AIG的他2009年只有1美元薪酬。而就在发放奖金的同时，AIG正考虑出售位于曼哈顿下区的总部大楼及另一处大楼。

人们围攻AIG和李迪时不应忘记这并不是唯一与员工签有高额奖金合同的金融企业。美林在去年亏损276亿美元的情况下“秘密地”将2008年奖金发放日期提前至与美林合并前。其薪酬最高的10位高管共获得了2.09亿美元的现金加股票，比上年的十大高管总薪酬还略有上升；696人获得100万美元以上的奖金，超过1000万美元的至少有28人。对AIG穷追猛打的纽约州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也在调查美林在去年12月提前向3.9万名员工发放逾36亿美元奖金的事是否违法证券法。他已向数位奖金超过1000万美元的高管发出传票，并得到其与美国银行在1月1日完成并购交易前获得奖金最高的200名美林员工名单。去年总计遭受约1080亿美元损失的“两房”也在筹划自己的奖金派放计划。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接受政府注资的大型金融公司截至2007年底共欠管理人员逾400亿美元的薪水和退休金。这些钱主要是前些年积累下来的管理人员专项养老金和包括奖金在内的递延薪酬，一些公司欠高管的钱甚至超过所有员工的养老金总和。高盛、JP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分别欠高管118亿美元、85亿美元和100亿至1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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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

即便有人威胁要用钢琴线杀死其金融产品部门的员工，华尔街对AIG也可能怨恨多于同情。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PNC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和U.S. Bancorp等8家银行从政府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中获得了5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90％的奖金税直接影响到它们。“两房”也不能幸免，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未来获得政府注资，也将被囊括进来。

政府选择在现有税收体系基础上再附加90%的税款是因为它并没有权力终止这些拿了纳税人钱的公司的薪酬计划，哪怕它已持有AIG近80%的股权。无论民众多么愤怒，都不可能直接从拿到奖金的人手中要回这些钱，否则只会导致漫长的法律纠纷，付出比奖金成本更高的代价。征收惩罚性税款的“曲线救国”无疑更有效。现在相当一部分顶级高管都在压力下放弃了薪酬，大部分奖金流向了CEO级别以下两层的管理者和少数超级明星交易员，这些人都逃不过90%的诅咒。

虽然库莫为所有退回奖金的AIG员工鼓掌，但那些人大多并不为自己做了一件高尚的事骄傲，反而感到很受伤，因为他们并未直接参与搞垮AIG和美国的高风险次贷交易。没有比AIG金融产品部门执行副总裁杰克·德森提斯(Jake DeSantis)写给李迪的信将这种情绪描绘得更加细致深刻的了：“在12个月致力于让AIG解体的辛劳工作后——AIG在这12个月里无数次地保证我们会在2009年3月拿到奖金——AIG背叛了我们金融产品部门，我们也不公平地成了官员们的靶子。现在我决定离开公司，并且把税后奖金全部捐给那些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人们。这些钱我一分也不要。” 全凭自我奋斗拥有今天的德森提斯在3月16日收到74万的税后奖金。

这封信充满委屈和失望，以及不那么强烈的愤怒和控诉。正如德森提斯说的，大部分导致AIG崩溃的人早已带着优渥的待遇离开了公司和公众愤怒的视线。现在是由留下来的相对无辜的人为罪魁祸首们赎罪。花旗集团CEO潘伟迪也表示，并不是金融服务业的所有员工都要为当前的危机负责。纽约州审计长托马斯·迪那波里（Thomas DiNapoli）亦指出，其实很多华尔街基层工作人员薪酬一般，甚至需要靠年终奖金来平衡家庭收支。看上去，90%的奖金税即便不是一个坏主意，也是一个简单粗暴、并未顾及到全局的主意。

华尔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非国有企业与政府机关间的鸿沟也在此次奖金风波中暴露无遗。政府注资和国有化在危机初期确实避免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短暂的强效过后，后遗症开始逐渐显露，薪酬问题不过是众多纠葛之一。本质上，政府即便是华尔街的大股东，也并不具备经营企业的职能，奥巴马曾明确表示不希望政府经营企业，总体看来，“政府在这方面一向做得并不好”。企业也不想在复杂而敏感的政治环境下经营，却被危机无情推向了政府。虽然被迫同舟共济，却缺乏相应的机构和体制来调节二者彼此冲突的制度和文化，众多利益只能凭本能和既有规章合约行事。这正是AIG奖金事件的结症所在。

而奥巴马政府虽然也对华尔街的高昂薪酬相当不满，却不能简单打击了事。财政部不仅需要这些“奖金攫取者”配合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最近出台的不良资产剥离计划也有赖于私人资本的参与，但愤怒的政治氛围和对富有者“顷刻间”变得更富有的反感让很多投资者心怀疑虑甚至恐惧。同时，受到包括奖金税在内的多项政府限制和监视的华尔街开始后悔向政府求助，它们纷纷准备提前返还政府救助资金以重获自由，这无疑给金融救助计划和金融体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

如果能完满解决华尔街薪酬问题将为奥巴马政府赢得不少政治筹码和赞誉，但往右一步会激起民愤进而失去支持，往左一步又会损害金融机构对自己的信任。这种两难局面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难题，也说明想要破除传统永远不是容易的事。

制度化贪婪

跟所有文化一样，华尔街在薪酬上的“贪婪美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华尔街银行家们的收入在1920年代一度达到顶峰，但随后的大萧条使这个数字有所回落，直到1960年代，华尔街金融业同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都没有太大差距。

金融业者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奖金的传统源自私有合伙制：合伙人们自己出资经营企业、承担风险，自然也自己分享利润。相当一段时间内，银行家们就像牙医和律师一样，通过40年甚至50年的辛勤工作才能跻身中上层社会，在豪宅中安享晚年。但在1980至1990年代，华尔街企业的集体上市改变了古老的游戏规则——经营者可以与投资者分享风险与亏损，却将大部分盈利留给自己。

其实，只要能保证回报，大部分股东对这种不公平并不在意。到1990年代末，投资银行家中的佼佼者已变得像体育明星一般，希望通过5年至10年的高压力、高风险交易来赚取能享用一生的财富。更危险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出现风险越高、奖金越高的趋势。到21世纪，资产证券化和次贷交易使金融业能像开着印钞机一般发放薪酬。按照传统，银行每年会将一半的收入用于发放奖金，所以交易额和收入的飙升直接导致高管薪酬的水涨船高。这种情况加剧了委托代理机制中的道德风险。当短期薪酬高到一定程度时，银行家们就不会在乎自己服务企业的长期业绩，因为大家都想赶在累积的风险爆发前尽快大捞一笔然后走人。而最最糟糕的是风险管理和惩罚机制的缺失。如果在为公司赚到1亿美元时获得1000万美元还算合理，那么让公司损失1亿美元时仍能得到200万至300万美元的“奖励”则难以让人原谅。

现行的华尔街薪酬主要由基本薪资、奖金、股票或股票期权3部分构成。基本薪资从董事总经理的20万美元到CEO的150万美元不等，并不算很高；真正让人为之疯狂也最神秘莫测的是奖金，这种“迟发的薪金”才是高额薪酬最重要的部分。除了奖励一年的工作和成绩，奖金也与留住人才或促进多元化等同盈利能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特殊目的有关。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很难总结出华尔街奖金除了一路飙升、旱涝保收外的其它规律：它既与年度业绩关系最为紧密，却又与股价和是否亏损关系不大；有的公司使用公式计算，有的全凭董事会主观判断。

大多数公司都会采取递延薪酬这种将高管薪酬押后支付的策略。看上去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公司在短期内节省了现金开支，高管则可以延迟缴税并累积薪酬，有时公司还为这些账户向高管提供十分可靠的回报。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隐藏很深的延迟支付的债务。大多数公司都没有为这类薪酬留出现金或股票，当高管离职时就必须拿出额外的钱来支付这些拖欠多年的债务。而当经济不景气时，高管的离职和变动尤为频繁，这就进一步拖累公司收益状况。除此，以股票发放奖金成为常见的现金支付替代方法，现在股市的一蹶不振直接导致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奖金大幅缩水。

虽然关于华尔街奖金的门道很多，但真正重要的是激励。对于那些身无分文又聪明绝顶的梦想家和野心家而言，通向中产生活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正是绝佳的起点。而很多已经有一定家底的中高层金融业员工则将上一年薪酬的多寡视为决定下一年去留的标准，这也是体现他们在企业中价值的重要方式。银行必须为这些顶尖业务高手开出能让他们满意的支票，否则就面临着竞争对手的挖角。即便是在华尔街仍处在半死亡状态的今天，一些一流交易员仍在期待或已得到丰厚奖金。通常属于固定收益部门的外汇、大宗商品和利率交易仍是热点，但该部门的抵押贷款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崩溃却拖累了那些本应得到天价奖金的明星交易员。

如果建立在奖金体系上的激励机制因公司股价暴跌或高额奖金税而运转失灵，华尔街就将失去生命力。目前受到打击的还只是少数境况特别糟糕、受到政府救援的大型金融机构，它们必须精心分配所剩无几又受到严密监视的薪酬资金，以防重要员工在公司最需要人才时离开。既便如此，已经有一批人选择跳槽至能继续赚取丰厚薪酬的对冲基金、外国公司及Evercore这样的小型精品投行，自己开办公司，或者干脆退休。某种意义上，是现在的危机给了这些人自由。他们用了多年时间从底层打拼到董事总经理级别，然后被累积的大量股票期权困住。现在，已经没什么能阻止一个手中股票和期权基本一钱不值、奖金又大幅缩水的人离开了。

对此，华尔街想出的应对方法是提高基本薪资。这会降低奖金的重要性，但也可能使奖金进一步走高，因为它们通常与总年薪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如果反正奖金都是要被政府拿走的，那么也就无所谓了。另一个银行可能赞同的做法是只对高管实行薪酬限制，而不涉及级别较低但关系到公司利润的关键人物。当然，在批评者看来，无论华尔街怎么做，都不过是将钱从少数人的左边口袋挪到右边口袋。

平心而论，现在人们对华尔街薪酬的愤怒似乎是在危机下的一种反应过激。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从来存在，并非华尔街的特权。2008财年亏损5600万美元、股价下跌25%的华纳音乐向CEO发放了300万美元奖金，因为公司表现好于同行，要奖励在行业内前所未有的困境下的出色经营。而且本质上，华尔街的贪婪与所有人的贪婪并无区别，如果身处同样境况，也许大部分人都会做出现在他们所憎恨的选择。

华尔街的薪酬文化之根深蒂固超出人们想象。银行家会为要求下属工作却不能给奖励而羞愧，而他们自己的身价多少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自尊和骄傲，是一生荣辱成败的写照。从善意的角度说，华尔街的激励回报机制即便不健全，也好于平均财富、所有人都没有动力创造新价值；从尖刻的角度说，这些已无须为赚钱而工作的人还是不能超越攫取财富这种最古老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所以一切都归结到象征意义上：华尔街的高额薪酬到底是为了尊严和幸福，还是为了贪婪和虚荣？无论如何，所罗门兄弟曾经的领导者约翰·古德菲瑞德说得对，华尔街不能炫耀他们的财富。奥巴马说的也对：很多人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履行职责，他们既没有政府救助也拿不到数百万美元奖金；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从普通民众到华尔街人士再到政府官员，每个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