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继续学习]生产，还是寄生？

这位《经济学家》主编为推广他的新书最近在各种媒体上向公众介绍他的新发现。这个新发现，就是书名所显示的，《上帝又回来了：全球信仰的复兴在怎样改变世界》。

作为一份时事和商业杂志的领导者，花费几年的时间写出这样一本报告世界信仰状况的书，看起来也许让人感到不解。但留心世界变化的人们，可能会对这样的报告期待已久了。

本专栏曾经回顾《经济学家》的生长历史，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今日是最强的，而非纸质媒体主导的年代。

在互联网时代，166岁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有如此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很能帮助人们从每周纷繁琐碎的信息中辨识出世界的方向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帮助显然不是任何媒体都能提供的，尽管它也不可能做到十足的全面和细致。

由这本杂志当前最重要的编辑撰写的作品，便很难让人完全忽视。也许只需简要看看他的写作轨迹，就能有助于理解这本书为什么值得重视。

1962年生于伦敦的米克尔斯维特，在大学主修的是历史，25岁加入《经济学家》之前曾经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两年。他跟同事艾德里安・伍德里奇—著名的莱克星顿专栏作者—合写过五本书：《巫医：理解管理大师》（1996年）、《将来完成时：全球化的挑战和背后的应许》（2000）、《公司：一个划时代观念之简史》（2003）、《右派国家：美国的保守力量》（2004）以及如今的《上帝又回来了：全球信仰的复兴在怎样改变世界》。

在当今关注世界局势的时髦著作中，这两位作者—也是《经济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既不那么大而化之地纵论全球大事也不仅仅停留于讲故事，而是能抓住重点，旗帜鲜明的推广他们经过慎重判断而认为有益世界健康生长的因素。

他们集中于两个他们认为已经在全球很多地方推广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公司和教会。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使得美国生长出长久活力的两个基本组织，也是真正推动幸福的自由生活在全球扩展的两个基本组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托克维尔、白哲特、德鲁克这样的社会考察者一脉相承。

在世界舆论中，关注公司的人并不少见，关注教会的人其实也不算太少，然而同时关注这两个组织的却的确不多见。问题是，同时关注这两个组织又怎样呢？

物质与精神的共同生长

这两位作者认为，能够依照一视同仁的恒定规则而自由的创办这两个组织，才为人们享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提供了可能，而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是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必需。

在他们看来，物质与精神不是分裂的，只有供应两者需求的市场都按照自由选择和恒定规则的支配，人的生活才可能是完整的，人的需求才可能获得最好的满足。

商业组织和信仰组织共同在全球的拓展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本来仅仅限于美国和少部分欧洲的现象，在最近的30年竟然蔓延到原来被认为很不可能的地方。

在两位作者考察过的世界各地区中，其中最显著的地区之一莫过于中东。在这里，尽管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历来是造成这里永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怎样，商业组织和信仰组织已日趋深刻地扎根于此，而且过去30年间这股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改进的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发自其内在的—虽然来自西方的控制与影响，及逐渐开放的环境起到了必要的作用。

“中东”这个词是欧洲人以距离自己的远近而对北非和西亚的指称，离他们更远的东亚被叫做“远东”，而现在比较少用的“近东”是北非和西亚地区当中距离欧洲较近的地方，比如土耳其、叙利亚和黎巴嫩。

这样的以欧洲和西方看待世界的角度正在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起而变得越来越是方便的称呼，而非代表欧洲和西方人的视角。

在经历四千多年后，中东地区正再次树立起世界最高的建筑，818米高的迪拜塔预计在今年9月竣工。直到14世纪初英格兰160米的林肯大教堂落成，埃及的吉萨金字塔是人类建成并保留下来的最高建筑。

最具象征意义的虽然不一定说明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是因实质的变动而产生的结果，也不失为一种考量的参数。

对比作为统治者坟墓的金字塔，迪拜塔尽管仍然与国家统治者的意志有关，但目的和用途却已经有很大的差别。那里的使用者将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他们的公司。

即使这样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的质疑甚至批评。毕竟，如果这是为了显耀自己的财富和实力或是争强好胜的表现，再高的通天塔也恐怕不能避免巴别塔的命运。

然而，如果考虑到迪拜塔建造的大背景，中东以及早先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巴西在近来几十年所走的道路大体显示了一个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的强烈意向，自由而负责任的秩序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在这些地区扩散开来。

这不仅体现在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西亚国家居民收入在近30年来的大幅提高，也在于社会空间从封闭管制开始走向开放多元。

无疑，石油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让人羡慕的资源。但是，如何使用石油以及石油带来的收入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解决好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引起的对石油的大量需求，中东沙漠下面隐藏许久的石油对当地人很可能将继续毫无意义，而出口石油赢得的金钱如果主要用于既得利益者的奢侈享受而非民生发展，人们的生存状况依然不会有大的改变。

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解释东亚的变革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于管理国家的精英们在性质上的差别，而不是简单划分国家是否民主或专制。

“东亚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不同在于，前者的精英是生产性的，而非寄生性的⋯⋯愿意学习西方最好的做法并且按照自身的情况对其加以改造利用也许是东亚精英的最显著特点。”马凯硕在2007年为世界银行撰写的文章《从孔夫子到肯尼迪：东亚的治理原则》中指出。

如果这样的分析有些道理，那么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西亚国家也大致属于生产性政府的行列。这些统治阶层，尽管不乏独裁和腐败，然而他们投入精力更多的不在于巩固既有的特权，而是对社会进行改造。

在阿联酋、卡塔尔这样的中东地区，不仅仅在经济建设上大量雇佣西方及世界各国的人才，采纳现有的基础设施及各种行业的职业标准，也在涉及精神和信仰领域开始允许不同的组织存在。

对原本以伊斯兰为唯一宗教信仰的社会，这是个显著的变化。特别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伊斯兰社会面临的未来选择更加突出和紧迫，一个古老的信仰体系如何在建立了1300多年后仍然能够生长下去。

在逐渐开放的中东地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以高层写字楼为代表的公司和以高大的清真寺为代表的伊斯兰信仰，不仅如此，在迪拜这样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甚至还有美籍华人创办的基督教会，这种景象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很像崇尚信仰和自由的美国，各种各样的商业组织和信仰组织正在成为中东社会的生命成长和更新的重要力量。

总体来说，这两种力量在世界新兴地区的生长，至少展现了两个重要的趋向。一是，在经历相当长期的封闭和停滞之后，社会空间终于开始呈现出超越人为设计的富于自发生长和扩展的景象，二是，在这样不断突破原有瓶颈的生长空间中，人在自发地寻求自由而负责任的秩序和归宿。

就像米克尔斯维特和伍德里奇—他们分别是基督徒和无神论者—所强调的，这个动力是恒久存在的，“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对精神意义的追寻”，而一旦社会有了自由选择和竞争的生长空间，这个动力就可能生发出巨大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