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戛纳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时间里，星光最璀璨的一刻却也是最尴尬的一刻—国际影星哈利·贝瑞长裙曳地宛若女神，面对热情的影迷用中文大声呼喊“我爱你们”，但在随后与司仪的对话中一脸茫然，坦言她“对中国和中国电影并不了解”。

类似的场景与对话几乎每年都在上演。另一值得回溯的历史时刻是，在被业内公认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化有力尝试开端的2006年，几乎没人认出某场首映式上坐在台下的吕克·贝松。向来具有中国情结的吕克·贝松是此届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这是他第一次出任法国境外电影节的要职。此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导演开始纷纷登上上海的评审舞台并扮演主角，金爵奖似乎也由此增加了值得玩味的分量。此次电影节便邀请到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这全球走红的导演丹尼・博伊尔出任评委会主席。

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化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追逐目标。除每届均邀请重量级国际明星走红地毯以造成轰动效应外，“合拍片论坛”也曾一度被视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大步迈向世界的法宝。但这些浮于表面的努力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国际化，因为缺乏支撑外表形式的文化经济和评审机制，已举办了12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更像一场拼凑起来的电影人聚会，而非具有公信力的国际竞赛与交流平台。而且，虽然与英、法、德等电影艺术发达的欧洲国家合作不乏成果，但在好莱坞化的影视叙述和热闹的票房数字背后，却暗藏着中国在又一领域沦为“世界工厂”的隐患。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部分出于历史原因。虽然上海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都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与代名词，但创立于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远不如其他A类（非专门类竞赛型）电影节那般具有长足的历史与多元的效益。1988年是中国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丰收年—张艺谋从柏林捧回了金熊奖，吴天明从东京带回了金麒麟—受此影响，创办中国的国际电影节被迅速提上日程。1992年，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和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江平的一番会谈坚定了这一决心，同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具有中国特色的开端注定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展示中国文化之国际化的作用胜过其它意义，而国际惯例表明，成熟有经验的电影节策展机构与媒介才是国际电影节成功最重要的基石。

除体制原因外，定义模糊的选片标准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显得暧昧游移的另一大原因。从影片展映期间观众的反应便可窥知一二：理应作为电影节最重要的竞赛单元电影被非主流的欧洲小众影片占据，而观者寥寥；真正被热捧的往往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同步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比如今年的《生死朗读》和《革命之路》。如此的割裂使其后的评奖环节形同虚设并鲜有关注，而且半数影后均为中国女演员的历史早已让这个平台的世界性与公正性饱受诟病，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晰明确的细分市场与对应的融资平台始终难以成型。如果不能将展映、评选和融资等进行专业化、流程化的运作，就难以保证电影艺术拥有独立与自由的创作氛围，电影节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

与摇摆不定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相比，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策略更为明智。虽然有“打造世界第4大电影节”这样野心勃勃的口号，却并不像上海一样简单照搬“戛纳模式”。东京国际电影节从创办之初就严格践行发掘新人和奖励青年导演的宗旨，要求正式参赛片导演曾经执导过的作品不能超过3部，这种对新生代影人的关照已成为其标志性的特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各国都建成和戛纳相似的大型电影节。”前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角川历彦曾直言，“各国应该形成自己的特征，以此体现出各个电影节存在的价值。”现任主席依田巽延续了这一价值观，他表示在构建国际化脉络之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强化，而改进正是始于“明确东京国际电影节的理念”。

所谓明确理念，并非指一步到位的国际化，而是与本土化的强化紧密相连—“让日本与世界挂钩，并成为挖掘新人才与市场的场所，这些都是为成为世界顶级电影节的中期理念。”改革以前，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参赛片来自全球各地，但从角川开始，重点逐渐转移到亚洲地区的选片与合作，日本政府更把电影作为国家计划，借电影节的平台大力推动本土电影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日本影人的创作热情。足够出色的本土作品让好莱坞的小制作与陈词滥调黯然失色，引起好莱坞及世界各国电影制作人的重视，成功引发了一轮“日本新浪潮”。

东京国际电影节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虽然戛纳是唯一真正做到全球化的电影节，但其模式并非必须奉为圭臬的“圣经”，对于尚处“青春期”的诸多亚洲电影节，精准定位才是成功的关键。曾被《时代》周刊亚洲版评价为“亚洲第一”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也正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才赢得全球电影人的侧目。这个创办于1996年的电影节在起步时笑话百出，曾有一位德国观众因为脚被老鼠咬了一口而在观影时尖叫起来。虽然至今也未被列入A类电影节，但釜山国际电影节坚持定位于“搜罗全世界的好电影来展销，办爱电影之人的聚会”，不以评奖为先，而以吸引数量众多的参展影片和观众为已任。其全球首映影片数量之多和每届都超过18万观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它亚洲电影节，展现了另一种世界情怀。

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诉求是所有电影节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便是香港国际电影节和台湾金马电影节这样历史相对悠久的亚洲电影节，在历经沉浮后也开始回归本源。虽然近年来两地电影工业整体上持续低迷，但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新兴却游移不定的势头相比，它们都在萧条中保持了各自的坚挺姿态，无论这一姿态是坚持本土化还是关于“回归”的主题。

毋庸置疑的是，兼具庞大人口与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必将诞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节。上海上接釜山、东京，下衔台北、香港的中心地理位置，以及中国日益崛起的大背景是其得天独厚的优渥条件，但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却是另一个问题。

世界范围的回顾历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色单元，今年的主题之一是向已经50周年的法国“新浪潮”进行特殊致敬。但是当许多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观看《筋疲力尽》时，却被告知因胶片损毁而无法放映。这就如同电影故事中的一个隐喻。“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曾说：“那些你喜爱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最好的电影是能为你打开一扇门，能让你觉得电影就此开始，电影从它这里重新开始了。”这句篾言对意欲打造国际化电影平台的上海同样适用—它必须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才不致于在国际化进程中疲于奔命以至真的筋疲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