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继续学习]亚洲如何继续兴起？

对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自由创业仍然是个新鲜的观念。在很多地方，自由创办企业是近二三十年来才被当地人开始主动认可和推广的生活方式。

虽然时间很短，自由创业给社会带来的活力已有目共睹。在同样或近似的种族甚至民族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跟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差距已显著缩小，东欧跟西欧的距离也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巨大，为数不多的天壤之别依然在朝鲜半岛，韩国和朝鲜继续成为活生生的对比，仅从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额看，前者分别是后者的近40倍和200多倍。

目前，自由创业正在这些新兴地区往深层进展，毕竟，如果涉及创造力核心的诸如大学、研究机构、社会团体、金融、媒体仍然被控制在既有的垄断利益集团那里，社会的活力总有一天会枯竭，富于创新的活动将继续集中在到如今自由创业最充分的西方。

实际上，这不是某些人某些想法规划出的步骤，人们需要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是自由创业的范围，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得到好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东亚在内的新兴市场已经成为很多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工厂。

现在或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地区如何成长为更好产品和服务的世界工厂以及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世界实验室。

从历史经验看，自由创业在西方和如今新兴地区的流行多少是个让人意外的现象，世界很多地方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自由创业的流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似乎更加容易成为社会的治理形态。

如果没有持续而普世的生命力，自由创业不过是一时一地的想法。与垄断相比，自由创业的生命力也许在于，它不仅仅是可能让人感到获得自由而打动人心的美好想法，关键是，它在人们采取如此行动之后产生的果实超乎想像的丰硕，远远超出了垄断之下的成果，就像世界很多地方在变革前后的对比所表现的那样。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自由创业的境遇很可能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中国大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有政治领导人支持的改革开放，最早一批走在自由创业路上的人所面对的是生命的危险。这跟西方、日本及世界其他地方刚开始有自由创业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后来习以为常了，先辈们的遭遇似乎是跟如今无关的传说。

其实，眼下在新兴地区朝向纵深的变化也很艰难。几十年前，人们开店铺做生意就要面临勒令关闭，几十年后，这一关终于突破了，人们享受到买卖的便利和丰富，当这些地区的人们到西方旅行时，物质财富上的落差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的触目惊心。

然而，当人们谈论好的大学、好的研究机构、好的社会团体、好的融资市场、好的媒体品牌时，人们的目光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投向西方，尽管西方存在很多问题。仅仅从当今新兴地区的政治、商业、知识精英在对待后代的教育环境方面，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方向。

现在的困难在于，随着新兴地区物质财富的增长，进一步变革的动力似乎并没有增长，相反有满足现状或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态。如果当初要变革的目的是想如西方人那样的富有，新兴地区的很多人已经很富有了，甚至有些已经超过了西方人，那么还要怎么变革呢。加上近两年内横行于西方的经济危机也表明西方的做法很成问题，而新兴地区的经济虽然受到危机的影响却仍在增长，还要怎样变革呢。

超越东西南北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近来在瑞士莱茵河畔的施泰因世界未来领袖论坛（Stein am Rhein Symposium for Lead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上就表达了这样的困惑。在他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不可避免的衰落当中，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地区应该像历史上的新兴文明—比如就像当初兴起的欧洲和后来居上的美国—那样开始表达出关于世界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愿景和做法，然而，目前的新兴地区还没有这样做。

马凯硕的疑问可能会随着新兴地区在未来几十年陆续给出越来越清晰的愿景和做法而得到回答，但也可能的是，新兴地区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后也不会给出。

给出与否也许都不重要。问题是，像日本、新加坡这样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新兴地区都在面临着进一步成长的瓶颈。它们以及其他新兴地区的经验表明，在经济指标上接近和赶上西方都是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式的学习实现的，仿效西方的各种做法并且加入跟西方合作的各种秩序当中，这些都大体做到了。但正如前面所说，在一切关于创造力核心的社会机制上，新兴地区还没有生长出至少跟西方的那些机制同样有吸引力的环境。没有富于创造力的环境，新兴地区还称不上新兴文明。

在这里，自由创业的意义就更为突出了。在相当程度上，亚洲这样的地区是在赶超西方的历史和心理背景下兴起的。当可见的领跑者被赶超时，新的领跑者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不被别人赶超，更是如何在前面没有人的情况下跑向以往未见的路途。自由创业就是如此，它不仅仅是因为别人好就要学习别人，更是不管别人好不好，自己面对的是好本身的吸引。

近几年致力于自由创业研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常常提醒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加以注意，他关于中国和印度以及江苏和浙江的比较研究都在试图说明一个道理，由对外开放政策而吸引的外资和技术也许能在短期内帮助落后地区学习接近发达地区，但要培养富于创造力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还要看对内开放的程度。

这种对内开放不仅指对国内特别是非政府驱动的创业者在法律政策上的公平待遇，还在于塑造自由而负责任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得人们在世界观念上看得更远，不把目光停留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而是延伸到未见世界。

这样的思路可以帮助新兴地区的人们把目光朝向世界的未来以及头脑和内心的深处，而不仅仅停留在自己跟西方的比较上。无论是面对民族主义，还是西化论者，这样的思路显然更加独立也更加符合全球发展的利益。

几年前，印度和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国家发起复兴那烂陀大学（Nalanda）的计划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那烂陀是一个位于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偏远村庄，从5到12世纪，曾是那烂陀大学的所在地，当时东方文明的思想中心之一，吸引过中国历史上也许最著名的僧人玄奘前去求学。耶鲁管理学院教授杰弗瑞·加尔腾（Jeffrey E. Garten）认为，这个举动至少说明亚洲国家从国际合作的层面开始致力于创建自己富于国际视野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不仅仅是经济和贸易合作。

然而，政府牵头的大学建设只是改善社会教育环境的一方面。在过往的几百上千年间，世界上最有持久号召力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大多都是超越民族、政府、国家和种种世俗利益的信仰团体建立的，这样的组织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为亚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做出贡献，它们中的很多人由于来自西方，后来在各样国家和民族独立的运动中纷纷撤出，在培养人才方面，这显然造成了损失，但同时却使得各国有了自己组建大学的机会。

有了自己组建大学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大学都要由国家来建立。在这方面，自由创业和对内开放的思路其实是西方大学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如本专栏在过去的一年多所展示的，像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这样引起世界舆论瞩目的大学是在最近几年间由一些不满教育现状的家长们筹资建立的，它并没有因为美国已经拥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就不再出现，因为它的建校思路正继承发扬了这些世界级大学当初的使命。跟各行各业的自由创业者一样，大学的创立者也要面对消费者和历史的检验，如果有新兴活力的大学，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和发展呢。

对于创业者来说，来自现实的压力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的创业者们必须真正具有竞争力才能存活下去，而一旦经得起各种压力的考验，仍然能够吸引和造就不断增长的消费群体和主动参与的新生力量，自由创业的生命力就能表现出来，这其实也是自由创业在其他领域以及其他历史时期和地区流行开来的必由之路。

19世纪上半叶考察年轻美国的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将自由创业和自由联合的学问视为各种学问得以自由和健康生长的基础，这是他当年在美国看到的除了信仰之外最让他深有感触的现象，他由此预言了美国的兴起并且认为这会对世界文明的创造力贡献良多。

将近两百年过去了，托克维尔的预言早已相当程度的实现，如今，自由创业正在亚洲这样的大地上往各行各业流传，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数以亿计人的幸福及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