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很讨厌一切尽在掌握的状态，似乎你可以改变一切，反而特别想体验那种你控制不了的状态。在画面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再重新把它纳入到你的轨道里面去，这需要你做很多尝试，做
[野蛮春天]韦嘉
韦嘉，1945年生，成都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2000年起先后在中、法、韩、印等国参加或举办展览，个展有“野蛮春天——韦嘉2000-2006作品展”等。他的作品总能传达出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既有对真实自我的关照，也有对死亡和人性普遍意义上的关注。
你是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什么激发了你对艺术的热爱？
从小就开始画画。小时候一个人很孤独，没有什么玩伴，就通过绘画来打发时间。后来考上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但应考第一年，在老师很看好我的情况下，我却落榜了，给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时我只有14岁，自己到重庆来补习。那一年对我的影响蛮大，你突然觉得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一件事，完全凭着对于艺术的热爱。
对你的艺术观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中央美院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艺术的态度，和给我的关于艺术和做人态度的建议——尤其是真实、真诚地表达自我。他们时常告诫我，艺术来不得一星半点儿的虚假做作，必须非常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作品，这才能打动你的观众。最后你发现，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因为你没办法对自己说假话。所以这么多年以来，至少我做到了很真诚。
而像伦勃朗和弗洛伊德，他们做艺术的态度和方式都是我心目中的巨大参照。
伦勃朗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年7月15日－1669年10月4日），荷兰人，是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顶峰之作当属肖像画，包括自画像以及取自圣经内容的绘画，被称为“文明的先知”。
卢西安 · 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1922年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祖父是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与生俱来的怀疑、孤独和好奇精神常常使自己不安，这种特殊的知觉能力被其带入画面，成为他独树一帜的鲜明标志。其油画《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在2008年5月13日在纽约以3364万美元的天价售出，成为在世画家中最昂贵的作品。
在你的画作中，总是让我感到一些伤感、恐惧、寻求安全感的一些情绪。
我觉得画面总有一些需要揭示的东西，这是一种我说不清的、在现实里无法消解的痛苦或者迷茫。这是我创作的源泉。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把它们和盘托出，但我喜欢这种委婉的方式。对我来说，最好的画面总是合情合理的，但它所营造的气氛又是意料之外的。它的魅力就是超越单纯的社会批判，更传神或者说更灵性地来表达我对生命的一种态度。
你的成长环境对你的作品方及主题产生了怎样影响？
我最大体验就是我很孤独。我所处的年代很特殊，表面看是一个独生子女的年代，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所以长大以后，我总是觉得自己挺格格不入的。在跟社会的关系上，是一种旁观者、置身之外的感觉。我觉得我从头到尾也没有真正进入这个社会，其中一方面是我主动的，我惧怕一些东西——成为社会人后，会不会丧失掉某些独立性？
我一直没有离开学校，毕业以后就当老师。我非常向往和享受这样的环境，但很多时候又很惴惴不安，感到很多时候跟这个社会是脱离的，我像是个旁观者。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
作为70后艺术创作者，你觉得跟80后的新一代有什么样的差别？
在我看来没有本质的差别。年轻人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总在选择，总在尝试，总在变换，甚至会荒废掉。不过任何一代人或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很快跨越到另一个阶段，能够认清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为之努力。把我跟他们比较，我是比较幸运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选择过——就是艺术，我很坚定地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到我。
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
一直以来我特别惧怕的就是，我的作品价格提升太快，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价格越高，你的压力会越大。首先受众面会越来越窄，能够消费你作品的人会越来越少。还有就是，价格和你的艺术性是否能够匹配，这对于艺术家来讲是个很大压力。我希望作品价格是平稳的，或者说是真实的，不希望被抬得过高。不过作为艺术家无法控制市场反应，只能对自己现有的工作加以控制，保证拿出最好的作品。
我自己不卖画，只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画廊，把作品交给它。我希望我一直保持比较单纯的身份，真诚地画画。
70后这一代艺术创作者呈现的特点是什么？
至少现在来看，题材并不重要，画什么也不重要，关键看在这些外衣下面，你怎么样表达。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解，我们这代人中比较活跃的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特别的自我。从生命过程来讲，我们这代人生命之中共性的东西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个性，所以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