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疯狂的年代

[法国人奥利维·霍恩1979年来中国到北外教书，我认识他是在大约8-9年前。那时候他在北京拍纪录片《北京爱情》。记录一对很平凡的底层北京青年的生活。奥利维在一个农贸集市上发现和认识了他们，被吸引，有了拍片的念头并征得了两个青年的同意，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每年夏天他都来北京跟踪拍摄两个年轻人的生活。那年夏天很热，他白天拍摄完，晚上有时候过来一起聊天，所以常听到他讲这对恋人的故事。后来知道那个片子得奖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并不吃惊，因为能感觉到他有很独特很细致的眼光，去拨开事情的表层，体会两个北京青年的内心世界：在日常的困境和求生中，两个人在一起高高低低地挣扎，喜怒哀乐；这是他的影片里告诉我的。

奥利维去过上海。去遥远的国度旅行，有人拍下景点的照片，有人买回纪念品，有人记下好餐馆好酒店。奥利维第一次去带回的是梦：有一天能够拍一个电影，用浓烈的色彩去讲这个让他在小说里和旅行中激动不已的城市。差不多30年后，2008年，他的纪录片出品，名字叫《上海，疯狂的年代》。一开头的话是：“要想了解今天的上海，就应该到它的顶点去观看”。

前不久我在意大利使馆电影厅看到了这部片。几天后通过电话找到了奥利维。他正在准备两部新的纪录片和写一个故事片剧本。电话里我讲了自己看过电影的感受，发现我们可以分享很多东西。于是我请他简短介绍一下《上海，疯狂的年代》和回答几个提问。

奥利维曾经在他的一部片子里引用过法国诗人、冒险家谢阁兰的话，“向往异国，其实就是想去了解不同，去想象各种不同于自己的一切。” 这可以用来概括奥利维自己的眼光。] 孟湄

上海，疯狂的年代

奥利维霍恩

[奥利维·霍恩，纪录片导演，1957年出生在巴黎。大学专业：文学和语言。1979年到中国北京外语学院教法文。这个非凡的经历给他灵感，使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盛成》。奥利维主要为ARTE（德法）电视台, 法国电视5台和3台制作纪录片，作品有：《小丑的一天》，《上海，疯狂的年代》、《中国制衣工的成功》、《塔克拉马干的木乃伊》、《北京爱情》、《中国人在巴黎》、《一把小提琴的诞生》等]

“有些城市制造火炮，有些制造锦衣，有些制造火腿。在上海，制造的是钱。钱是原料，也是成品。你早上挎着一个篮子出门，碰上人几句交头接耳，回到家钱就已经赚到手了。”—阿尔伯特·伦德（Albert Londres）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被看作对所有冒险家开放的城市，它的火焰四射的名声吸引了全世界的勇士。钱在这个城市主宰一切，腐败遍及每个角落。它是“亚洲的珍珠”。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鸦片贸易让这个城市繁荣发迹。生意在中国黑社会的掌控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黑社会有自己的商铺。

阿尔伯特·伦德（Albert Londres①），1884-1932，法国记者、作家。著名漫画系列《丁丁历险记》中主要人物丁丁的原型。伦德于1932年到达上海，进行一个秘密调查。在他到达的时候，上海陷入了日本人挑起的事件。伦德出色地报道了事件，之后人便没了踪影。又过几个月，他登上了一条开往法国的大型客轮，声称他回去后会有爆炸性的披露。然而他永远没有到达马赛：Georges-Philippar客轮起火沉没，伦德随之丧生。是事故还是袭击？伦德是不是调查了军火交易，租界里蔓延的腐败，鸦片贩子和当地政权的勾结？他是不是了解了苦力的悲惨命运和明白了某些人如何依靠不平等条约和租界制度攫取巨大财富？没有人会知道伦德最后的采访内容。但是所有这些假设都值得思索。

我们踏着伦德的足迹走进了20年代的上海。片中聚焦的人物主要有鸦片黑社会教父之首杜月笙；年轻的国民党首领，一心灭掉对手共产党的蒋介石；还有那时期上海的其他人物，在他们身上萌发着新的思想和运动，后来诞生了现代中国。

我们还见到了一些对这段历史充满激情的见证人，他们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充斥着金钱、毒品、赌博、花天酒地的上海，它后面的错综复杂和种种面孔。还有未曾公开的中国影像历史档案、私人档案、故事片、当时的报纸、警署的报告、外交信函，伦德的文章和他在上海的探访⋯⋯过去的痕迹与现代的摩天大楼混合交错，从中显现一个城市的面孔，它是今天成为中国灯塔的上海。它继续让西方发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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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上海不只是丁丁和蓝莲花

奥利维，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电影吗？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角度？

四年前有人建议我根据一堆大多没有发表的影像档案和一部关于上海黑社会的系列记录片《 Up and Down Shanghai 》（Shanghai SMG电视台）去思考一个新项目。你知道30年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过法文，对中国一直有极大的关注。1979年夏天我在上海做过短暂的旅行，那次经历仍然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存留在我的记忆。那个时期上海摆脱文化大革命时间不长，二三十年代的摩天大楼盘踞在城市的上空，往日痕迹如幽灵隐隐显现。我那时候已经读过了几本关于中国三十年代的书，特别是关于那个时期的上海。马尔罗写的小说《人类的命运》给我太大震撼了。它让我好像置身于1927年的上海，亲历了那场工人大罢工。我这个人有一种喜欢小说和梦想的习惯，当时我已经开始想象自己在那个年代有怎样的生活。正好那次我住在和平饭店，饭店历史的残迹，带着一股年代久远的迷人味道。那几天我的所有想象都让我坚信会有一天有人来找我做一部关于这个城市的电影，而我的电影里那个大写的人物就是“上海”。

于是我向安娜·里格（Anne Riegel）建议我们一起写这个电影。安娜一直为我的电影做剪辑。她是我的好朋友。我找她也是因为这个片子显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历史档案。使用和剪辑档案，做起来会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关于电影的构思，我从一开始就在脑子里很清楚地有两条平行的线：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我要把线拉紧，但是不能一味地去把两者做比较，因为这不是电影要说的话题。

由于这个原因，我也不想让电影仅仅靠历史档案去堆砌。我觉得所有的城市都有某一种类型的性格特点，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在城市和它的居民之间，永远有着源源不断的交流和重新开始。今天的上海不是1930年的上海，但是两者之间有共同点和相似的地方，我要让它们被感觉到，但不是通过刻意的凸显。我和安娜两个人一下子就想到：是不是从“神话还是现实”这个角度切入？我们要超越单纯漂亮的画面，或者说我们要的是使画面浓烈。

可以谈谈你做这部影片的整个经历吗？剧本是怎么产生的？用了多少时间？

最初人家建议我讲述上海外国租界的故事，因为这样可以使西方观众感兴趣。但是，做一个电影讲一个城市，不可能不讲一个或几个故事。讲哪些故事呢？用什么形式去讲呢？我们于是开始大量的案头工作。我们认真读了关于上海和中国这个时期的最好的历史学家的书。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历史影像档案。我们还去上海呆了几天去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走在老租界的街巷，访问一些人听他们给我讲老上海。我也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回忆我最初的上海印象，感受我第一次受到的震惊⋯⋯之后我们写出了一部很大的初稿，作为剧本，它还是比较提纲性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敢肯定我们找到的档案画面是最合适的。接着我们访问了各种各样的可能要进入电影的人，然后又是好几版剧本。和做每一部电影一样，我们的剧本一直做到ARTE电视台开放绿灯，制片人决定投入制作。另外，我们也去找过一些老资格的纪录片电影人，通过他们寻找我们需要的影像档案。总之，从开始启动到把电影交给ARTE，我们一共花了三年时间。

这部片子在法国和欧洲的观众那里反映是什么？

电影放映后，报界的影评都很积极；我们感觉观众在放映时反映很热烈。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脑子里对上海只有一些格式化的东西：就是丁丁和蓝莲花② 。当然这些印象不是错的，但是它们绝对只是漫画式的。现在我定期收到一些看过影片的人给我提供的见证或者感受，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这部影片，并且和他们周围的人们说起它和议论它。上个星期，我住的那个社区也放了这部片子，那天放映厅人全坐满了，放映后的讨论很有趣。ARTE做的电视播放反映也很好。在德国，这部片子的收视率比平均收视率高出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