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里的京剧梦

这可能是2008年我们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儿：将一个剧场租下，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服装道具悉数到齐，几十个人在一起奋战五天，将九出程派青衣戏按照正式演出的规模，定格在五六台相机、四万张照片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在2009年的上半年出版一本画册，由张火丁老师领衔主演。

    一

    产生做这本书的念头由来已久。从我有限的视野所做出的判断，在京剧日渐式微的今天，张火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几乎是不可复制的。而从商业上来考虑，她也几乎是现在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京剧演员。作为一个半吊子的京剧发烧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希望能够在一个演员最巅峰的时候，记录下她的艺术成就和表演状态。

    我看过一些京剧前辈的旧资料，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以及时代的种种原因，他们所流传下来的音像资料，往往是已到暮年时才拍摄完成的。我们所见到的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师的风采，可能并不是他们最美最好的样子。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这本书是越早做出来越好——因为张火丁正是巅峰状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接触到张火丁。此前我与张火丁之间只是戏迷和演员的关系，一个在台上演，一个在台下看，并且也没有众多火迷那么狂热。听说张火丁对外的事务均由她的哥哥张火千来打理，我便琢磨，通过何人的介绍才能接触到他们兄妹俩。按照我贼不走空的性格，从此便对许多人产生了非分之想，比如当我和《士兵突击》的导演康洪雷一起喝酒时，突然想到他导演过电视连续剧《青衣》，而《青衣》中的京剧配唱和表演就是由张火丁完成的，我便灵机一动，可否让康师傅代为引见？又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喝酒，他与梨园行颇为熟悉，当我说到想结识张火千、张火丁兄妹时，他马上拿出手机说，我和他们太熟了，我现在打电话，他们马上就能过来。我急忙制止了他这个酒后的举动，一来，人家也不一定能过来；二来，我不希望在这种状态下与他们接触，而让他们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

    在这些念头动来动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我听说山东一家出版社已经与张火丁谈妥，要做一本关于她的书，便有些灰心，决定放弃这个计划。后来有一次，在网上见到朱秀亮兄弟，他是资深火迷，担任“火之丁丁”社区的高层领导。张火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他还代表广大火迷上台献书，那本书是印量极少的数码印刷，收录了众多火迷的迷火文章。

    我与他之间的往来，多是由他向我提供张火丁的演出信息，而这次，我气馁地向他说起张火丁出书的消息，感慨被别的出版社抢了先。

    他说，那家出版社可能并没有与张火丁谈拢。

    哦天哪。

    他又说，我觉得你又是最合适做这本书的人。

    哦天哪天哪。

    说来惭愧，2006年9月初，我赴天津看过张火丁的《春闺梦》之后，激动难捺，一口气写下了一篇长达八千字的帖子《迷火记》。这篇文章被一些火迷看到，得到他们一些赞许，也被收入他们献给张火丁的那本书中。他们大概是由此认定我是最合适的人。

    被他这么鼓励，我顿时又鼓起了信心，问他可否牵线，由我与张氏兄妹接触。

    他说没问题。

    哦天哪天哪天哪。

    我想，由戏迷来推荐，可能是最合适的途径，也是最得张火丁信任的方式。

    二

    2007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在朱秀亮、杨遐贵两位火迷的引见下，在国家京剧院张火丁戏剧工作室的排练厅里，我见到了张火千老师。在此之前，他们已若干次向张火千老师担保背书，使得火千老师对我有了基本的信任。从他口中我得知，那家出版社的出书意向并没有达成。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认为火丁不应该出书。

    这句话一下让我入坠冰窖，继续问其缘由。火千老师说，有什么好写的呢？无非是从小如何喜欢唱戏，又如何喜欢京剧，又如何刻苦学艺。几乎所有的戏剧演员都是一样，都可以这么写，火丁也写不出什么来。——朱秀亮也曾经对我说，张火丁属于那种话很少的人。

    火千老师的这番话让我颇受震动，想如果我来做这本书，应该如何脱其窠臼？从国家京剧院的大楼里出来之后，我与朱、杨两位走进一家饺子馆吃午饭。与他们商议许久，我产生了新的想法：可否做一本画册，通过照片来展示程派、记录张火丁？

    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便与火千老师屡屡通电话，按照这一编辑思路，与他探讨其可行性以及种种实施细节。

    所谓贼不走空，在这期间，我也开始让一些摄影师朋友追随拍摄张火丁的现场演出，积累一些经验和素材。和几个朋友去济南看张火丁，我便怂恿同行的阿咣带着他的专业摄影设备。到了济南之后，我才知道这小子只准备看第一天的《梁祝》，然后便返回北京，我又急忙撺掇他多留一天——敲，莱芜羊汤咱还没喝上呢。阿咣推辞不过，只好向领导又请了一天的假，临时去售票处买了一张没有座位的加票，这样才把第二天的《锁麟囊》拍摄下来。

    回到北京，我迫不及待地催促阿咣赶快把拍的两出戏的照片给我看看。他羞于拿出手，说机位不好，拍摄太受限制，又怕影响旁边观众看戏，所以拍得并不理想。后来，又有朋友去天津拍了一组《锁麟囊》，同样对自己的作品不甚满意。

    看来，跟着演出拍总不是办法，我产生了一个狂野的想法。为什么不找一家剧场，让张火丁不为演出，只为拍照来进行表演呢？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火千老师，他也认为这样做最好。我便开始按照这一思路，重新制定行动纲领和实施细则。在以后的各种饭局中，只要有摄影师与我坐在同桌，我便不怀好意地问他是否对拍摄京剧感兴趣，或者当我看到一些拍得较为出色的舞台剧照时，便留心其创作者的来头。逐渐，我锁定了几个目标。

    头号猎物便是老牌摄影师贺延光老师。我与贺老师有一些私人交情，也与他合作过两次拍摄，当得知零八年元宵节当天张火丁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春闺梦》时，便问贺老师可否愿意来拍一下试试，贺老师答应下来。

    元宵节那天，贺延光老师不顾与家人团聚，扛着硕大的摄影包来到梅兰芳大剧院与我会合。在火千老师的斡旋下，他和阿咣被允许在剧场内拍照。我则坐在梅兰芳大剧院最高一层的最后一排，享受着那美好的演出。

    张火丁谢幕时，我已冲到一层。谢幕完毕，我找到贺老师，迫切地问他怎么样？贺老师说，张火丁演得太好了，我实在没想到观众的反应竟然这么热烈，这么多的人，特别是这么多年轻人。

    贺老师又接着说，拍照太受限制，不敢动，只能从一个角度来拍，实在憋得难受。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春闺梦》中几段动作幅度较大的水袖戏，他带的那个相机拍摄运动时镜头表现较差。他还为此骂了几句娘。

    两天后，我打开邮箱，看到贺老师发来的几张照片，心中长出一口气：就是他了，我就要这样的照片。经过这次演出，贺老师的创作热情也完全被激发出来，他向我详细汇报了自己未来半年多的时间安排，让我一定在他有时间的时候来展开拍摄。

    那些曾经组织过各类演出或者在我判断中可能与剧院、剧场发生各种关系的朋友，又被我惦记上了。一有机会，我就问他们可否有合适又便宜的剧场让我们来用。与火千老师几次接触，我逐渐了解了戏曲演出的一些门道，也知道了一出戏的大致演出成本。如果为一本书专门组织演出拍摄，付出的成本未免太高了些。我又想到一个办法，可否只拍张火丁个人的表演和特写，而那些过场戏和群众演员较多的戏，则由我们跟随张火丁的演出来弥补？这样就可以省下演员的费用。

    得知张火丁2008年5月1日在香港演出《江姐》和《锁麟囊》，我又辗转与香港摄影师兼诗人廖伟棠联系上，托他进剧场拍照。五一过后，廖伟棠来到北京，见到我，将两张图片光盘交到我手上，同样表达了自己的苦恼：拍照太受限制，经常抓不过来，赶不上节奏，急得他直想挠墙。

    我回到家，打开廖伟棠拍摄的照片，一面同情香港演艺中心那些被抓挠的墙们，一面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折磨中，看来我所设计的种种省钱的手段并不奏效，至少会使不同状态下拍摄的照片显得参差不齐。这件事情如果要做好，肯定是一个我此前根本没有预想到的成本投入。

    在火千老师的指导下，我已经知道了一场京剧演出需要至少十几个舞美工作人员，以及灯光师、音响师、化妆师等职员。如果再加上所有的演员……我也直想抓挠我家的墙。

    做下去还是放弃？

    折磨我的就是这个问题。放弃很简单，没有人规定我必须有这个义务，但可怜的是，我的狂热和赌性已经被激发出来，几乎没有选择放弃的可能。

    三

    好吧，既然已经无从选择，我便不再让这个问题折磨自己，开始一件件地落实各项实施细节。

    在火千老师的撮合下，我与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宋官林老师接触上。他对我们的拍摄计划极为赞同，在道具服装方面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由于协调剧场、张火丁、摄影师等各个环节的时间，京剧院其他演员的演出时间也一再调整，宋院长开过几次耐心细致的协调会，才得以将各个工种、各个环节衔接在一起。

    接触了若干演出界大佬之后，剧院的事情终于敲定，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把一周的档期留给了我们。某一天，火千老师开车，拉着我和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两位老师赶到北京儿艺，看了看现场的条件，非常合适，场地就这么定了下来。

    四川大地震之后，由于张火丁去灾区慰问演出，原定的拍摄时间被改变，各工种又不得不临时调整了计划。而此时，奥运已近，各公众场所出于防火等安全需要，均没有承揽各种事情的热情，儿童艺术剧院能够收留我们，实在善莫大焉。

    董国强老师是一家拍卖公司的老总，与我只有过一面之缘。听朋友说及我的这一计划，马上表示可提供一些赞助。我对董老师说，我不能给您任何回报，只能把您的赞助变成书款，最后给您提供一些书。次日，董老师把一笔钱打入我的帐户，说你做的事情很有意思，我就掺和一把吧。

    作者队伍的组建格外顺利，几个被我列为猎物的摄影师在我发出第一声枪响后，便乖乖倒地，他们是：杨少铎，专业京剧科班出身，然后改行做摄影，专拍京剧舞台，一拍就是几十年，既懂戏又懂摄影，他实在是不二人选，张火丁此前用的许多宣传照，便是他的手笔；在我的设想中，还应该有一个不懂京剧只懂摄影的人选，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舞台，原《城市画报》的摄影师胡渝江充当了这个角色。再加上此前已经开始热身工作的“二光”，贺延光、吴晨光，基本班底已经构成。

    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就是吴祖光先生的长子，《美丽的京剧》一书的作者吴钢老师。从专业角度考虑，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吴钢老师旅居法国，实在鞭长莫及，所以一开始并不在我的考虑之列。随着计划开始实施，我穷兵黩武的本色开始发作，决定还是尽量把吴钢老师请来，以免留下创作上的遗憾。切，不就是一张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往返机票吗？老子有的是钱，有的不是钱。

    我于是与吴钢老师联系上，问他可否有兴趣共襄盛举，旅费由我承担。几次越洋电话打过之后，吴钢老师应承下来。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张火千老师，他非常兴奋：原来吴祖光先生在世时，他便与火丁去拜访过吴家。吴钢也曾经为张火丁拍过一张照片，那张演出剧照张火丁一直用了十几年。如今算是故人重逢。

    这本书的文字撰稿我也早有人选，就是曾任中央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的傅谨老师。他在《博览群书》杂志上的专栏在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成书，书名《老戏的前世今生》。这本书我拿到后两天内读完，后来有机会与傅谨老师相识，我留下他的电话，心中暗笑一声：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此书计划开始实施之后，我把电话打过去说明情况，盛情邀请入局，傅谨老师也一口应承下来。他说，拍摄时他也会一直盯在现场，这样写起来才会有感觉。

    大地震打乱了我们的拍摄计划，张火丁前往灾区演出，回京后，京剧院其他演员的演出任务不断。考虑到奥运期间的交通管制等种种因素，最终我们确定的时间是2008年7月28日至8月1日，共计五天。这一时间的改变，让吴钢老师始料未及，期间他要承担在巴黎的敦煌文物展的各项工作，经再三努力无果，最终遗憾地放弃了回国拍摄的计划。

    吴钢老师不能回国的决定是直到7月24日才做出的，这也使得我原先瞄准的备用人选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严志刚，原《新周刊》的摄影师，现在长沙《潇湘晨报》做视觉总监。我打电话给他，问他可否来京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他在电话中吭哧半天，说到晚上才能决定下来。等到晚上，他的电话打来，这小子半推半就地说：“我还是来吧。”

    半小时后，我的电话响起，一看是严志刚的名字，我心中一惊，莫非又出意外？我忐忑地接通电话，严志刚说，龚晓跃（《潇湘晨报》总编辑）同意派他来北京，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后，又说单位可以为你报销机票，给老六省些钱吧。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上午十点，一些形状各异的人陆续来到国家京剧院张火丁戏曲工作室的排练房，他们是：贺延光、吴晨光、杨少铎、胡渝江、傅谨，以及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拍摄张火丁的京剧画册。这是该项目组的一次战前动员会，两天后，这个疯狂的计划将付诸实施：国家京剧院的设备将全部到场，完全按照正规演出的标准，将几出程派大戏一一呈现在舞台上，专门供该项目组拍摄照片之用。

    大家相互介绍、落座之际，一位老先生殷勤地沏茶倒水，他是国家京剧院的前辈级导演任凤坡老师，长期担任张火丁演出的现场导演。一些火迷对他应该不会陌生，每次演出完毕，站在侧幕边将一杯不凉不热的水递到张火丁的手中的，就是任老。

    张火丁也来到动员会现场。该项目筹备至今已经有一年光景，一直是我与火千老师接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舞台下的张火丁。

    火千老师把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老师也叫了来，大家一起商议拍摄细节。

    我先说了几句虚头巴脑的话：这件事酝酿很久，今天终于开始实施，非常荣幸有各位的加盟。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想记录，记录下京剧之美，青衣之美，程派之美。我们是在拍一本画册，也是在保留一份历史文献，从各种可能的细微之处，保留一个京剧演员舞台上的身影。在京剧逐渐成为博物馆艺术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这一本书，能够让后人看到京剧是什么样子，舞台上中国传统女性角色的音容笑貌和精神气质。

    张火丁说，这样的拍摄方式，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有第二次了。我会一遍一遍地演，让大家拍到满意为止。

    这时，我想起拍摄计划确定之后，火千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他对火丁说要连续拍五天时，火丁说我的脸怎么受得了。我才知道，连续长时间的京剧妆容对演员的面貌是一种伤害。

    任老说，辛苦火丁了，这么热的天。经他解释，原来梨园行的演出季节大多是在春秋两季，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都不适合演出。胡渝江没看过京剧，诧异地问，不是有空调吗？大家纷纷接嘴，你不知道演员的行头有多厚，舞台灯有多烤得慌。他的大嘴巴继续说，有没有考虑改变一下行头？让它轻巧一些呢？火千老师说，京剧不会变的，它就是一门骄傲的艺术。

    四

    7月27日上午，我坐出租车来到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到达时，国家京剧院的辎重已经由搬家公司卸下来，堆在了剧院的舞台上。由于奥运期间某些路段交通管制、单双号限行，以及大货车进城的种种限制，所以搬家公司与京剧院的舞美老师拿出不亚于数学家的科学态度，才精密计算出每一车的行车路线和送达时间。五天拍九出戏，最需要合理安排。先拍哪出后拍哪出，先搬哪箱后运哪箱，转来哪一批再撤走哪一批，都需要精心统筹。

    我在舞台上逡巡良久，看着一个个箱子被搬进来，上面“中国京剧院”和“张火丁戏曲工作室”的字样，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仪式感。剧院里没有空调，搬家的师傅们搬来一个硕大的风扇往舞台上吹风。在狂风的吹拂下，我的心激起一阵阵汹涌的波涛。我想，这实在是一件疯狂的事。

    7月28日，拍摄正式开始。上午我来到剧院，昨夜从广州坐飞机赶来的严志刚，在我电话的指引下也已摸了过来。由于经验不足，我以为剧组的盒饭可以随订随到，临近中午再打电话，才知道几十人的盒饭至少需要提前半天预订。幸亏我们是吃货，平时与一些饭馆结下深厚友谊，将求助电话打过去，他们紧急赶制，骑着三轮送来，才保证了演职员的正常工作。

    午饭后，五大摄影师到齐，他们已经兴奋起来，围着正在布置的舞台拍来拍去，记录下这一浩大工程开幕前的最后准备。真有一种大兵团作战的规模啊。

    下午两点，舞台装置完毕，灯光调好后，先暗下来，等再亮起，薛湘灵从后台袅袅婷婷而出，一句“怕流水年华春去渺”唱出来，坐在台下的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要换个比我再贱些的人，恐怕就要热泪夺眶而出了。

    看演出和拍摄逐渐磨合完成，已经进入状态，我抽身去儿童剧院办公室交纳了这次拍摄活动的第一笔费用，是两万元的柴油费——由于剧院采用直燃机供凉，所以要先购进几吨柴油补充油库，才能保证在炎热夏天的顺利拍摄。在出版行业工作了十几年，支出金额往往以百、千为单位，而此时一甩手就是两万元出账，令我顿生大款之感。

    第一天的第一出戏拍的是《锁麟囊》，到第二场“春秋亭”开始拍摄时，我便知道这样的拍摄安排是多么必要多么值得。此前跟着演出拍，摄影师的位置是固定的，又不能影响其他观众看戏，所以只能谨小慎微地按动快门，一些拍摄中的遗憾和空白，演员演过去也就没有办法弥补了。而现在，五个摄影师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理想的位置，用任何姿势、任何角度拍摄。而拍摄前的准备，舞台美术和灯光也完全按照拍摄的要求调试到最理想的效果，演员一遍表演之后，还可以重来第二遍、第三遍，直到摄影师抓到自己想要的那一瞬为止。这样的拍照条件实在是太奢侈了，五个摄影师莫不如鱼得水，酣畅淋漓之余，幸福得哼哼几下，是必须的。

    《锁麟囊》之后是一出小戏《鸳鸯冢》，此时摄影师的创作灵感已经适应了现场的气氛，大家也不仅仅限于从观众席的角度来拍摄，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录下了一个丰富立体的京剧舞台——有的画面，已近乎电影剧照的感觉了。更重要的是，平时大家看戏都是远远地坐在观众席中，大多只能通过演员的动作、声腔来体会其情绪，而在摄影师的特写镜头中，演员的细微表情全都被一一保留下来，让我们得以看到如此丰富细腻的张火丁。

    第二天先拍《梁祝》，单是“四季”一幕，就反复拍了六遍，演职员和摄影师围着舞台忙活，我和傅谨老师在观众席作壁上观，不停地感慨，这样的拍摄太豪华了太奢侈了。据傅谨老师说，民国时期的京剧照片大多是在摄影棚里摆拍，像这样舞美、灯光、道具、演员齐备，专门为了拍照而进行表演，好像只有“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才这么做过。拍摄一停顿下来，我凑到摄影师身边看他们取景框中的照片小样。摄影师便逗我，这么多好片子，看你丫以后怎么挑。我恩哼一声，也许我们的废片都牛得不得了。

    拍摄过程中意外不断，夏季正是用电高峰，频频跳闸。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街道里的总闸被烧坏，但据前来维修的电力部门工作人员说，这并不是剧院的责任。修复总闸短则半小时，长则几小时，也可能当天的拍摄计划不能完成。大家在溽热又阴暗的剧院里，坐等灯光和凉爽的到来。想到万一今天的计划完不成，拍摄周期就要延长一天，费用倒是小事，但演员的时间如何安排，可要做很多工作。这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让我头大如斗，又一想，也许我们是在做一件京剧史、摄影史、出版史上很牛的事儿，恩哼，心里便安静下来。

    天遂人愿，电闸用预计中最短的时间修好，工作恢复。当晚忙至子夜过后，完成了预定的拍摄计划。

    这次拍摄的另一优势是拜技术进步所赐，大家用的都是数码相机，完全没有胶片拍摄时的成本考虑。唯一的例外是第一天的拍摄，杨少铎老师激情澎湃地拍了没一会儿，就发现存储卡已满，急忙从阿咣那里借了个备用卡救急。这次意外之后，每次拍摄间隙，大家都要问一句杨老师：又发生爆卡悲剧了吗？除了这个玩笑之外，演员可以反复演，摄影师可以敞开了拍，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自由。

    张火丁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加之我们在拍摄前约定，摄影师不能在工作期间干扰演员的表演，所以在拍《锁麟囊》时，她与大家的直接交流很少。但到《鸳鸯冢》开始，尽管没有太多的言语，但演员和摄影师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和交流在里面，一种大家共同营造出来的创作氛围流淌在剧院当中。

    在拍摄前的战前动员会上，我们商定的创作方针是，既要忠实记录京剧舞台上的状态，又要通过自由创作来呈现出演员的内在气质和精神世界。所幸表演空间和拍摄时间较为充裕，这两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第四天晚饭后，拍摄《祥林嫂》一幕。这出戏张火丁已经十年没有演出，但音乐一起，祥林嫂拄着拐杖上场，二十分钟的表演便一气呵成。演完这一幕，静止片刻，舞台下响起了掌声，是大家献给张火丁的。几个摄影师均表示，不用再来第二遍了，这一遍已经足够。事后，我把大家的照片搜罗上来，看五个摄影师从不同角度记录的这一遍祥林嫂，照片数量之多几乎已经是一部小电影的规模，而视角之丰富，又体现出了摄影的独特优势。

    记得黄宗洛先生把吴钢老师的舞台摄影总结为：抓住瞬间，化为永恒。我想，这可能是用摄影来表现京剧的独有魅力。

    8月1日，第五天，拍摄的是《荒山泪》与《春闺梦》。几天的磨合，大家的工作效率均提高了许多，整个拍摄工作可望在傍晚前后即告结束。由于许多演职员要连夜坐火车赶奔东北演出，所以《春闺梦》在拍摄时，一些善后工作便开始进行。先是搬家公司找我结帐，五天拍摄道具共拉了二十一车次，而费用也由原来的每车三百元提高到五百，我把一万零五百元交给搬家公司，忍不住说了句：“你们简直是在发奥运财”。

    《春闺梦》拍摄完毕，张火千、张火丁兄妹，六个摄影师（最后两天，朱朝晖老师也赶来，拍摄些幕后场景）以及留下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大家彼此道别。

    然后，我站在被迅速撤空的舞台上，怅然若失。

    两天后，志愿担任本次拍摄剧务一职的芭蕉姑娘尽职尽责地将拍摄期间剧组所消耗的物资清单传给我，计有三百二十四瓶常温矿泉水、一百二十七瓶冰水、三十二大桶饮料、一百六十八瓶听装冷饮、四百四十五份盒饭、五百五十个一次性纸杯以及九卷卫生纸。我想了想，除几吨柴油没算在内，还不包括那几十缸烟头。除我和杨少铎老师外，几个摄影师和张火千、傅谨老师均是超级大烟枪，他们相互敬烟所打的火，估计已经可以和一周后奥运开幕式的烟火相媲美了。

    五天下来，我们共计拍摄了《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梁祝》、《白蛇传》、《江姐》等六出大戏，以及《红鬃烈马》、《鸳鸯冢》、《祥林嫂》的片断。我们基本按照演出要求，所有行当、所有演员系数到位，并按规定给大家支付了劳务费。除了张火丁本人分文未取。

    五

    在原来的拍摄计划中，还准备邀请张春华老师出山，与张火丁合演《秋江》一剧，但张春华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在酷夏时节出演，我们便商定等到秋天在摄影棚里拍摄。遗憾的是，九旬高龄的张先生终因身体原因，未能出镜。但令人欣慰的是，9月16日的影棚内拍摄，赶上了吴钢老师从法国回来。由他操刀，记录了一个京剧演员的化妆、着装过程，拍摄了《秋江》中的片段以及张火丁即将复拍的程派《坐宫》。

    8月1日的拍摄结束后，又过去了二十多天，我才与张火千老师打电话联系，问他，火丁休养过来没有。五天的拍摄中，最苦最累的是张火丁一个人。她在最热的季节，戴着一身行头，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每次都精神饱满。开饭时，大家去餐厅就餐，她只能喝些酸奶充饥——因为演员每次化妆都需要两三个小时，在拍摄间隙不能卸妆，并且勒头状态下不能吃任何固体东西。五天的拍摄中，我不止一次听京剧院的老师们对张火千说，你可真能使唤张火丁。火千老师答复我说，火丁还好，但这样的拍摄，绝对是一个演员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了。

    我对他说，过去这么多天，我有时候做梦还在拍摄，遇到很多难题需要解决，有时候就吓醒了。有一次，阿咣对我说，他也做了一个噩梦，我向他追要拍的片子，让他无处藏身。

    此时，我已将诸位摄影师的作品收拢上来。这次拍摄，台上台下，幕前幕后，计有照片将近四万张，我要从这三四万张照片中，挑选出三四百张，编印成册。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在细心审视每一张照片，生怕与一张好片子失之交臂，也抓住一切机会与出版业同仁探讨，用什么样的纸，用什么样的印装手段，才能做得遗憾少一些——此时，我已没有了“做一本完美的书”的豪言壮语，这本书如果能够少留一些遗憾，就已经足够了。

    筹备这件事情时，朱秀亮和杨遐贵曾经和张火千老师说，老六是最合适做这件事情的人。在一年多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我动用了自己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全部智慧和想象力，希望能够让他们两位的话得到验证。

    有时候，与相熟的朋友坐在一起，我便忍不住打开手提电脑，向他们炫耀存在里面的那些精美照片。有朋友对我的疯狂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我便对他说：做这件事情，在商业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张火丁本身的市场号召力以及京剧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之外，则是近两年来《读库》给我的信心。两年前，我在三联书店见到一对年轻人，拿起一本书，随意地翻两下，便扔到一边说：什么破书，卖这么贵。我心痛不已，为这两个年轻人的轻佻口吻，更为这本书的遭遇感到悲哀。事实上，那是一本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智慧的好书，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场合，被这样的人如此对待。我当时的反应是，希望我做的书能够摆脱这样的命运，能够有尊严的卖出去。

    是的，有尊严地卖书。拜《读库》所赐，这个理想在逐渐实现。三年来，《读库》的读者、作者和编者之间，形成了彼此尊重的关系，大家各有所需，取舍自由，相对从容，互不亏欠，内心又有一种彼此的尊重、信任和亲切感充溢其中。

    一些同行之所以认定我的这种操作方式是一种冒险行为，是因为成本太高了，而在他们的观念中，精装书又非常难卖。确实如此，这类书各书店进货有限，可能过许多天才能卖掉一两本，回款困难。万一哪本书出现污损，另外几本书就白卖了。所以，这类图书除了投资成本外，在销售上更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我与他们探讨，希望这一年来《读库》所培育的直销渠道，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在我的计划中，这本画册按照理想的状态被制作出来后，将不再进书店销售，我不想再去与书店老板谈折扣，不想被他们退货，也不想被他们拖欠书款。

    网络的存在使得卖书的人和想买这本书的人彼此得以发现，支付和物流手段的发达也越来越便利，这是时代进步带给我们的最好机会。我希望张火丁的画册的销售能够引证我的判断，书卖掉一本就是一本，能卖多长时间就卖多长时间。今年收不回成本就等到明年，明年还再亏钱就等到后年。

    有尊严的卖书，能够实现吗？

    除了商业上的大胆求证外，支撑我将这件事情做下去的，就是内心涌动的那一点小小的骄傲感。拍摄完成后，许多朋友告诉我一些出版时机，我自己内心也经常萌生这样的念头：《梅兰芳》公映了，掀起一股京剧热，咱们的书是不是也该顺势推出了；张火丁1月17日、18日两天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在此前将书印出来，去现场卖；新年就快到了，是不是将这本书设计成礼品书的样子，让那些自己不爱看戏的年轻人把书买回去，送给他们曾经喜欢看戏的爸爸妈妈……这些商机都被我一一省略。我相信，相对于它们来说，这本书的生命将更长久。

    7月25日的那次战前动员会上，我对诸位老师说，希望我们拍的照片、希望我们做的这本书，能够具有文献意义，为后人保留下京剧的一种状态，一个身影。

    希望如此。希望项目周期横跨2007、2008、2009年的这本书，能够不让大家失望。希望相伴这本书的那些疯狂与冒险，忙乱与专注，热情与灵感，会是那么的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