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者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当这个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他在中国搜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只是这样淡淡地问了一句。
他叫斯坦因。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1907年初夏，他第一次来到敦煌。
1900年，敦煌城外一个小人物不经意的发现，将他和这片山崖，连在了一起。当天“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在一个叫王圆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藏经洞的发现颇有一些神秘，之后他说，“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
当异域的探险者们逼近时，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关于此人的记载只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于是我们得知他来自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西北，他曾混在军营，却又“历经魔劫”，最终出家当了道士。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这之前，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他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人们还说他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
对于藏经洞，王道士的心情很是复杂：这些经卷虽然珍贵，但他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决定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廷栋，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
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向敦煌进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斯坦因的两个助手是英国陆军测绘局的高级军官。”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巫新华说，“如果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或者是民间的探险者，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斯坦因来了。他身边跟随着一个中国师爷，他的驼队带着很多大木箱，不知做什么用，其实这些箱子都是空的。“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斯坦因一生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夜里将一天的行为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他还带来了一架照相机，他在莫高窟停留期间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当时藏经洞的外观，我们看到了当时藏经洞口摆满经书的情景。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流露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对王道士，斯坦因这样形容，“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斯坦因却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
敦煌榆林窟里有一张著名的玄奘西行的壁画。玄奘是斯坦因很崇拜的人，他发现，这个被叫做唐僧的和尚在中国家喻户晓。在斯坦因给王道士拍摄的照片中，王道士身后的壁画非常显眼，这是他刚请工匠画的唐僧西天取经图，斯坦因发现，每当他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王道士就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敦煌学研究专家梅维恒认为，斯坦因“是靠他的聪明，不是靠幸运”。王道士和斯坦因经常吵架，一吵架，关系一僵的时候，斯坦因就给他讲玄奘的故事。“我的中国助手告诉王道士，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而现在，我—这个从印度来的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王道士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现代学者胡适曾说，藏经洞是座和尚博物馆。其实它远不止于此。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有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九十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亲手触摸这些敦煌写本时，是这样描述的：“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有一种经卷有十二种颜色，纸张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
“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研讨这些文书的年代，我所关注的是能从这里拿走多少经文。”斯坦因的回忆如此描述，“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藏卷。”
斯坦因知道了，他无法得到全部的经文。但是王道士同意收下斯坦因二百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
巫新华说：“有的学者提出来，他是买的，买的就是公平交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种骗取。”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队。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他精通十三国语言，法国人夸他英俊优雅，有点儿军人作风，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他还带来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
在莫高窟，他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编号。
在西方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这个宝库，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将宝贝搜罗一空，但很快他发现，因为不懂中文，斯坦因给他留下了许多。
他决定要将全部经卷翻阅一遍，在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前十天，他每天拆开近一千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一百捆的纪录，他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
1908年5月27号，伯希和离开敦煌。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离开敦煌第二天就是伯希和的三十岁生日，这肯定是他这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洛曾这样感慨。
1931年，王道士死在莫高窟。从发现藏经洞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对于这个瘦弱的，经常带着一脸笑容的道士，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有小聪明的中国农民，是出卖藏经洞文书的罪人，中国文化史上的卖国贼。但也有人说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他有功于敦煌。一百年来，关于王道士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
莫高窟前王道士的墓志铭上，这样赞扬他：“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集，佛像为之壮观，洞宇为之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
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多存放在这两个地方。回到欧洲后，伯希和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他，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但是，在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公开信中，中国学者们将伯希和冠以盗贼的名份。
1930年，近七十岁的斯坦因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但从一封南京来电中可以看出，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在新疆，他一直被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最终，被逐出中国。
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的文物大都收藏在这里。2008年，这里的学者向我们展示了一百年前斯坦因带来的敦煌唐代佛教写经。西方人说，是斯坦因发现了藏经洞。八十岁时他死在阿富汗，他的墓地建在异乡的沙漠，他说，沙漠是自由安静的，他喜欢这里，他这样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度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不知为什么，对于1907年的敦煌之行，他只字未提。
在斯坦因去世的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一年，一个曾从法国学习绘画的，名叫常书鸿的中国人带领十多个志愿者从战火中来到敦煌，从此，西方人在敦煌的探险史结束了。（节选自纪录片《敦煌》第一集“探险者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