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滋味

“现代舞一定要讲故事吗？”2007年春天，在北京现代舞团的练功房里，来自美国纽约的舞蹈编导Tere O'Connor问他面前的7位演员。

其中一位说：“如果是双人舞，一男一女跳，动作不一样，那一定是要讲故事的。”

“Wow!”Tere对这个回答感到很惊讶。

在这之前不久，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高艳津子正在排练一部新的作品《水问》；大洋彼岸的纽约，Tere O'Connor现代舞团艺术总监Tere O'Connor的现代舞代表作《Baby》刚刚上演，导演兼制片人王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合拍片问题”专家）正在计划拍摄一部关于Tere的现代舞纪录片。2007年，王凡把Tere从纽约请到北京，与排《水问》的这批演员一起进行关于“即兴编舞”的交流创作，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对话。也因此有了《身体的滋味》这么一部中美合拍的现代舞纪录片。

《身体的滋味》发端于王凡对现代舞的热爱，后来延展至对现代舞者的个体关怀，以及在片中无处不在的中西文化的异同。这成就了《身体的滋味》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舞纪录片主题上的升华，更重要的是，王凡不加旁白却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中西文化的风貌。该片在最近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将在9月的巴黎中国电影节和10月的伦敦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上放映。

1973年，林怀民在台湾创办第一个职业舞团“云门舞集”。而中国大陆的第一家职业现代舞团，则要等到19年之后的1992年广东现代舞团宣告成立，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舞的“激情二十年”。20年之后，《身体的滋味》的出现，让中国的现代舞有了第一部纪录片，而这时，距离现代舞从芭蕾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已有100多年。

中国这一新兴艺术门类的繁荣，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崇尚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到构筑一个日渐张扬个性化多元化的精神世界的演变过程。

7岁时，王凡开始跟着俄罗斯的舞蹈教练学跳古典舞。老师每次要求按着“嗒-嗒-嗒-嗒”的节奏做绷脚背的动作，她总是自己改成“嗒-嗒-嗒嗒-嗒嗒”的节奏，脚背的姿势也与老师的要求不一。王凡不喜欢循规蹈矩，她喜欢身心无碍的自由，这使得她做的许多事有了颠覆的意义。在接触现代舞之后，她开始对此着迷，“因为它尊重差异，追求自由”。犹如在《身体的滋味》的片头，第一句话就是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说的“我的爱，我的自由”。

“爱和自由”是现代舞里最核心的。比如芭蕾舞每个动作都是有特定涵义的，不管多少年，每个人都得这样跳。但现代舞不一样，它就像一个大的树林，每个树的形态都不一样。即便没有好的舞蹈基础也可以跳，可以说现代舞是人人都能跳的舞蹈。

生于西安的王凡在4岁半时，作为小司仪接待美国白宫官员代表团到访西安。当她被代表团中的美国小女孩牵着手跳起摇摆舞时，她非常自然地跟着节奏跳起来。“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王凡说，整件事情她已不太记得，那时的王凡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唤醒。这种唤醒在时隔多年以后，在纽约的一场现代舞演出里又再次被强化了。

2006年，因为工作原因到了纽约的王凡看了一出名为《Baby》的现代舞，舞蹈开篇是一个西部牛仔打扮的男演员，从舞台的侧角走出来，牵着一匹白马。站定一小会儿，再边说话边跳了一段独舞。另外四个女演员从舞台另一侧走出来，扮演森林中四匹马，颇有些魔幻的感觉。惊诧之余，王凡对《baby》喜欢得不得了。传统的舞蹈结构是线性的可预期的，而Tere总是处于预料之外变化之中。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会认为Tere的现代舞很散，即便是在西方，这样的方式也因其创新性，而给人震撼。王凡决定要拍Tere。

王凡记得，她在纽约为Tere拍摄一个舞蹈排练的场景时，Tere先做一个动作，让10个演员去模仿、发挥，他对这些演员提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做得不一样。他试图去发掘每个人的特质，根据舞者自身的身体条件对他们的舞蹈进行调整。“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他们可能更加习惯整齐划一的群舞。而现代舞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允许差异存在，甚至是去寻求差异，寻求每个个体舞者的内核。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拍现代舞的原因。”

本科在外国语大学念英美文学，毕业后参与过海外的电影项目，研究生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戏文的王凡与现代舞无隔阂，这也使得她在6年前便能面对中西方现代舞大拿时收放自如。

于是，王找到曾凭借《从毛泽东到莫扎特》（From Mao to Mozart: Isaac Stern in China）获得197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制片人艾伦·米勒（Allan Miller）担任联合制片人。说要拍Tere，Allan一开始直接回复说不可能。6年前的王凡只是一个年轻的电影制作人，东方面孔，之前没有拍过片，Tere的日程安排得很满，王不可能世界各地跟着他飞。这一切都成为阻碍。

在一来二去的坚持下，王与Allan Miller一起，在纽约下城的一个咖啡馆里第一次见到Tere。短短20分钟里，王凡向Tere表达了她对他的新作《Baby》的欣赏，并且告诉他，如果她可以用电影来表达Tere的现代舞创作理念，怎样的拍摄可以使舞蹈的效果得到更加强烈的表现。Tere显然被王凡打动了，“他对Allan说，‘Michelle（王凡的英文名）refreshed me’”，王凡告诉《环球企业家》。第二年春天，Tere应王凡之邀来到北京，与北京现代舞团进行关于“即兴编舞”的交流创作，而王凡便着手拍摄，为《身体的滋味》积累素材。

 因为有学习舞蹈的经历，王凡在拍摄中十分清楚如何与舞者融入。在舞团进行拍摄时，她向摄制组的成员提出三点要求：进练功房要脱鞋、不要说话或大声说话、不要在编导正对面进行拍摄。

高艳津子在排练《水问》时，几乎完全感受不到摄制组的存在，当她看到成片剪辑时被自己“吓了一跳”。舞台上的她，通常是空灵飘逸，而在《身体的滋味》里，她挽着简单的发髻，身穿练功服，为演员讲解和示范动作：“不要在我后面，在我身上。”“手这边下去，要突然一下子又起来。”……诸多场景让高艳津子觉得镜头里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自己：“眼神中有一种迷幻的不真实的神情，像狼一样。”镜头里的她虽不像过去的舞蹈录像中的形象—空灵而美丽的，却消解了性别和年龄，呈现出最纯粹最真实的工作状态。

“真实”与“自由”是王凡在现代舞里所追求的，而对于片中的演员王好来说，现代舞则是一种理想。王好从小学习民族舞，2006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放弃跳了10年的民族舞，进入北京现代舞团。一般的舞蹈更看重“美”，比如漂亮不漂亮，个子高不高，而且大家的动作都一模一样。相对而言，现代舞可以追求自己的表达,“以前跳民族舞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工具，现代舞却能表达思想。”王好告诉《环球企业家》。

几乎每个跳现代舞的人都有这种“真实”、“自由”的情怀，王凡认为这种情怀实际上包含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而“直指人心”，就是她的电影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还原被拍摄者的真实，这是纪录片的使命，却又最难拿捏，很多纪录片可能都会预先设定自己的立场，要么难以与被拍摄者保持平等的视角，要么被拍摄者在镜头里难以放松，从而多了“演”的成分。

王凡力求在影片中表现出对个体的还原与尊重，这样的出发点是西式的，但其表现内容又因为东方面孔、思想与西方导演的相遇，便有了中西文化或不同或交融的状态。

有演员问Tere：你的作品总在变化当中，你怎么给它起题目？是先给他一个题目再编，还是编完以后再给它一个题目？

Tere则认为“名字”根本不能代表什么，“人类之所以用一个名字来称呼事物，是由于恐惧”。演员们似乎有些难以接受这个观点，小白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陶冶说：“他发展没到位的时候就变掉了，变得很让我莫名其妙。然后名字，我就更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Tere还被问过一个他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邢春名问他：“你什么情况下感觉孤独。”Tere有些手足无措：“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你常常感到孤独，但又很快就忘了。”邢春名继续问说：“那你的孤独是对别人多一点，还是对自己多一点？”Tere感叹：“Wow!甚至连问题的结构都与我们的大不一样。”

后来的故事，2008年陶冶离开北京现代舞团，成立了自己的舞团，他的作品潜移默化受到西式的影响，作品没有名字，两个人表演的，就叫作“2”；四个人表演的，就叫作“4”。“ 一个作品既然概括不了一个具体的东西，那就只赋予给它一个形式，一个符号。”而且陶冶也完全放弃了让观众“看懂”的诉求：“在剧场里，一个舞蹈如果是想去告诉观众‘我在干嘛’，实际上是很愚蠢的。”

Tere的即兴创作理念影响了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而他自己显然也被触动。回纽约后不久，他排出了一部“零度编排”的作品，如果说在他以前的作品中还存在一些编排的成份，那么这部作品就是完全地抛弃编排，全部使用即兴创作。

高艳津子的体会是，即兴或是不即兴，只是一个创作的手段，无需刻意。“现代舞的来和去，也许不是像以往的舞蹈，非要交代明确的逻辑，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舞蹈形式，它组织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单一看抽象，但对于观众来说，它内在的感觉是圆满的。”

现代舞这种“现代性”的表达也影响了《身体的滋味》的讲述方式。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映之后，其“讲故事”的手法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部分批评认为其“叙事不够清晰，矛盾没有铺陈开来”。而在王凡看来，影片人物有故事化和诗意化等不同的存在形式。现代舞不一定要讲故事，现代舞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也可以有颠覆性创新，这也是与现代舞“现代性”相契合的。

“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自由的和不受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裨益。”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最后一部人物传记《蒙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在今天看来，这仍然符合当下的中国以及人们的精神风貌—从过去的向外索取，转而向内的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