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即Jazz

《孤单的鸟儿》，是一首艾比·林肯新专辑《Abbey Sings Abbey》中极具符号意义的翻唱歌曲。歌中并没有任何提到查理·帕克的内容。但是任何一个爵士乐迷都能辨识出这名女低音萨克斯演奏家作品中Bop的影子（一种1940年代具有复杂节奏与和声的爵士乐）。在林肯的歌词里，查理·帕克的绰号是“鸟”。这个以鸟为名的标题令人摸不着脑袋，高深莫测，“在空中发出令人忧愁的灵魂之音/翱翔于充满烦恼的土地”。在经历了几番沉浮之后，它消失得毫无踪迹，只留下了一段绕梁哀声。

 

 

音乐中这个形象，是向帕克致敬。他灵动的天才与智慧触发了上世纪40和50年代爵士乐的生命力，以致于在他死后的多半个世纪，他的影响依然强大。另一个同样贴切的褒奖，来自于第15届查理·帕克爵士音乐节。今年的庆典将于本周在哈莱姆区的马库斯加维公园和东村的Tompkin广场公园举行，这两个地方，曾经承载着帕克在纽约的足迹。

 

林肯女士这个月满77岁。很少露面的她，按日程也会出席。事实上她一天之内要抛头露面两次——因为她要亲临两个地点－－而85岁高龄的奇可·汉弥顿，也将在这两个地方分别演奏灵感源自帕克的六重奏新作。

 

当然，这两个音乐会必然会引发一场对马克斯．偌屈（Max Roach）的纪念活动。他是先锋鼓手，融合爵士(FUSION)的代表人物，帕克的亲密搭档，他于上周辞世，享年83岁。偌屈创造了一种新的击打方式，后来被汉弥顿采用，并成为了这种演奏方式的典型代表人物。偌屈和林肯的关系更为直接：1960年，林肯参与偌屈的代表作专辑《我们现在就想自由！》(We insist!Freedom Now Suite)创作。两年后，他们结婚了。但这段婚姻在八年后宣告结束。

 

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说，这个节日旨在向帕克致敬，向他在这座城市留下的足迹致敬。在很多方面，他的身上凝聚了典型纽约好汉的精髓：自行其事、衣食无忧、臭名昭著却又神秘兮兮。他锺爱纽约，于是将这种爱以最直接的方式唱颂出来。《Scrapple from the Apple》这首表达着对纽约爱意的歌诞生于60年前一间位于纽约市的录音棚，一经推出，便风靡了纽约的音乐圈。

 

“查理·帕克成了纽约佬的典型”。爵士乐历史学家菲尔．史洽普（Phil Schaap）这样评价说。他每天主持以帕克为专题的广播音乐节目“鸟的旅程”，自从1981年创办以来，每天都为大家传递着帕克的音乐。“成为一名纽约当地人，这对帕克很重要，他觉得这个身份很了不起。他太喜欢纽约的夜晚了，而且他也很享受成为纽约夜生活的统治者。”

 

像太多功成名就的纽约客一样，帕克来自别处。他于1920年8月29日生于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并在自己的家乡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业。他的起步，正遭遇着堪萨斯夜生活由巅峰转向衰落的年月。这段经历成了杂志记者、评论家丹利·克罗奇即将出版的《堪萨斯城的灵光：查理·帕克的年轻岁月》(Kansas City Lightn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Young Charlie Parker)的主题。

1939年，帕克跟随搭档，萨克斯管演奏家以及他的良师益友巴斯特·史密斯的脚步，向纽约发起第一次“突袭”。那时，他在哈莱姆地区附近活动，比如克拉克·梦露在西区第134大街的房子里开始即兴演奏爵士乐。“遇上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的音乐家们，只会是在纽约，而且特别在那个时候，只会是在哈莱姆一带”, 萨克斯管演奏家、历史学家劳伦．史酷恩伯格（Loren Schoenberg）最近从哈莱姆的国家爵士乐博物馆打来电话说。他是爵士乐博物馆的执行长。这个博物馆8月份的所有内容，毫无疑问都是以帕克为中心。

 

劳伦记得，帕克第一次来到哈莱姆时，竟然在吉米鸡肉店洗盘子。因为在那里，令人敬畏的钢琴家亚特．泰顿（Art Tatum）就在那里接待自己的仰慕者。在居民区的另一个地方，丹沃尔的辣椒屋，帕克经历了他日后称之为“顿悟”的时刻。而引发他“顿悟”的，正是一名吉他手毕迪．费利特（Biddy Fleet）.

   

10年之后，帕克在接受《Down Beat》杂志采访时，回忆了这段经历。那时他厌倦了程序化的和弦，“我不停地在想，要跳向新的东西。我能听到这种旋律，但是我没法演奏出来。”1939年的一个晚上，正在琢磨改编光芒贵族的《Cherokee》，他的想法终于实现了。“Bop诞生了”，《Down Beat》杂志解释道，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故事，托马斯·品钦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史诗般小说《万有引力之虹》。然而Bop，这种具有复杂节奏与和声的爵士音乐，它的诞生正如帕克复杂的行事作风无从考证一样，完全归功于他头脑中的灵光一现。不过，比Bop的真正诞生，还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因为中途帕克回到了堪萨斯城，并在那里恢复了与钢琴家麦宣的联系。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在后者的交响乐团工作，《Cherokee》便成了一个独奏经典曲目。在帕克早年比较知名的音乐演出中，麦宣乐团1942年2月13日在哈莱姆的蕯沃（Savoy）舞厅的首场演出算其中之一。这应该算是帕克第一次轰动全纽约的表演。许多纽约本地音乐家被这个小伙子吸引，其中不乏一些座上宾，比如小号手迪吉·葛拉斯彼。

 

尽管他的一些无常举动曾为他招来排斥，但就在同一年，他重新振作，最终加入了由钢琴家海因斯领导的葛拉斯彼乐队。因为当年音乐家联合会的一纸禁令，很少有关于这个团体的文字记载。不仅如此，帕克和葛拉斯彼在弥尔顿剧场－－这个被称为Bop实验室的地方的－－的演出，或者在名声大噪的克拉克梦露阶段的工作，都鲜有影音记录。

 

但正当葛拉斯彼在1945年第52街引领另一轮风潮的时候，帕克加入了。直到那时候，大多数圈内人才开始领教他的行事飘忽。当迪吉·葛拉斯彼——帕克在那年六月的市政厅上演五重奏的时候，交响乐广播节目主持人席德（Sid Torin）竟然以具有影射意味的开场白来形容帕克的作风：“我不知道帕克灵魂到现场了没有。”

 

帕克的音乐闪耀着无畏的光芒，或许正是他这些经典的作品，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音乐家重复着他的借口，而那么多宠爱他们的人，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宽容。

 

也许再没有谁比两个曾经被拉入他的轨道的人，对此感受得更多了。住在曼哈顿大道117街附近一间公寓的朵丽丝．史得诺（Doris Sydnor），成了帕克的第三任妻子。而住在第52大街的陈（Chan Richardson）,在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被外界公认是夫妻了。这两个女人恰好在1954年都在夜总会当服务生。十年后，两个人还为一个可怜的寡妇头衔争得你死我活。

 

早在1946年，死亡的征兆已经在帕克的加利福尼亚之行中出现了：他被当局逮捕，并被强制送进一家州立医院戒毒。在令人折磨的六个月后，他终于被送回了纽约，并与朵丽丝一同搬进了位于哈莱姆的杜威广场酒店。他摆脱了毒品，却很快又染上了酗酒。

 

“到了1947年，Bop风靡了全美国，”杰克·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一书中提到帕克。但这种风靡仿佛只有在克鲁亚克的家乡纽约市才得以真正体现，在那里，狂热的追随者们开始把帕克的演奏编目；一个位于闹市区的波希米亚亚文化团体也将他视为现世的英雄。

 

“查理·帕克是唯一一个可以将先锋艺术与绘画艺术以及哈莱姆爵士乐场景融为一体的人。这种融合带来的和谐往往超过了音乐的功能性本身。”爵士乐博物馆的劳伦．史酷恩伯格先生说道。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查理· 帕克爵士音乐节－－－这个观众群如此不同的音乐会－－的两重性，著名鼓手洛伊·汉斯，已经年届82岁高龄，曾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讲述了50年代与帕克的合作，还去过帕克与陈位于B大道的公寓。

 

“我们一起开了Birdland这个夜总会,”汉斯说，这和西44街上的那家夜总会同名。“帕克对这个夜总会非常兴奋。“我记得在开业那天，天气很坏，却有成群的人在门外耐心地等候。”

 

Birdland并不属于帕克，而是属于名声不好的音乐商人摩瑞斯·列维－－但这家夜总会的名字印证了帕克蛮声全美的知名度。“在1946年”， 史洽普先生说，“帕克正在遭受牢狱之灾。他很沮丧，那时候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他对未来充满怀疑，甚至他的寿命也遭受着毒品的重创。孰料三年后，纽约市历史上最具知名度，也饱受争议的夜总会，却冠以他的昵称。

 

越来越多的认可纷至沓来。到1950年代，帕克终于在爵士乐投票中胜出。他的一些曲目，如《只是朋友》和《我的小麂皮鞋》大获成功。史洽普先生记得，从出租车到市政游泳池帕克享尽了这座城市的一切特权优待。

 

但1951年的夏天，政府撤销了颁发给帕克执照。他被剥夺了在纽约工作的权利。他被迫回到街头，重新寻找工作。他的状况越来越差，他的模仿者却越来越多。1954年，陈派人告诉帕克，他们两岁大的女儿派伊由于肺炎不治，夭折了。这个打击把帕克推向了谷底。

 

帕克生命的最后一幕是残酷的：演出一塌糊涂，企图自杀，被强行关在医院接受治疗，可怕的小报绯闻。当帕克在Birdland夜总会最后一次亮相之后，他去了史坦霍普（Stanhope）酒店。尼卡女爵——一个拥有贵族血统的爵士乐赞助人住在这里。他在女爵医生的监护下，在这里寄居了一些日子，并于1955年3月12日死在了这里。导致死亡的病因是肺炎，但他34岁的身体饱受了各种折磨与创伤，以致于医生认为他的年龄是53岁。

 

他死了之后， “鸟儿还活着！”这样的标语出现在地铁站围墙上不起眼的地方。诗人泰得．琼斯（Ted Joans）坦白，这是他挑的头，但他几乎无法为该事件广泛的传播性负责。

 

上周末纽约帕克的音乐节精确地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而这句话，“鸟儿还活着！”始终让人有或多或少的真实感。也许，音乐和城市，都在维系着帕克这只“鸟儿”的生命力。

 

（《环球企业家》王萃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