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旗手

据说，安·兰德（Ayn Rand）提过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商业世界里，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就是完全自治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之人—比例占多少？她的忠实追随者艾伦·格林斯潘的答案是：“在华尔街，大约5%；在工业界，大约15%。”这个可怜的比率既充分显示出真正创新者的稀缺性，也是安·兰德这个“客观主义”的卡珊德拉穷毕生之力大声疾呼的主要内容。

兰德或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她认为自己是作家而非哲学家，但又总是借用小说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客观主义”，并试图在其中构筑自己梦想中完美的“人”的形象与乌托邦。她先是在小说《源泉》（1943年）及《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中阐述了这一思想，日后则抓住一切机会，在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对这种哲学观进行滔滔不绝的表达。曾经有人问兰德是否能用通俗的语言概括“客观主义”，她给出以下答复：“要想驾驭自然，就必须尊重自然”；“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留着它”；“人最终还是为自己”；“不自由，勿宁死”。

在美国，无论是哲学史还是文学史上，兰德都很难被学院派承认，尽管教授们年轻时都曾或多或少是她的粉丝。关于她的作品，人们始终毁誉参半：“耸肩的阿特拉斯”一出版，评论界就恶评如潮。事实上，这本书在美国的销售却达数百万，被称为“自私圣经”。这种矛盾其实相当形象地投射出兰德该书和她本人所处的时代特征—全球乃至美国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充斥着无政府主义的气息，对政治、经济和国家的无知和冲动不仅表现在极左派身上，也反映在右派身上。人们满脑子不严谨和空想的乌托邦理论，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失望情绪翻腾着，找不到出口，最后全部地涌向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泄洪沟。

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兰德是这个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也注定要在其中扮演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女祭司的角色：她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12岁的兰德被迫随父母逃离家园。这段经历使得她终生难忘，并且对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极深的厌恶。1926年，21岁的兰德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把自己的原名“阿丽莎·季诺维也夫娜·罗森鲍姆”改成了“安·兰德”，人生从此转变。因此，她终生对美国和它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和尊重。

只要存在兰德这样的人，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向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转变就并不困难。这些人的价值所在，就是对历史来说“恰到好处”。兰德把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用激情写出，将其上升至信仰高度，填补了那个时代的空白。影响全球自由市场的格林斯潘就深受兰德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在纽约大学商学院读书的格林斯潘一接触到兰德，就很快便成了她的追随者和忠实的听众之一。

人们不难想见格林斯潘从兰德身上找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冰冷、理性的专业人士找到了信仰。格林斯潘回忆说：“我刚认识兰德的时候，满脑子理论结构和市场效率。而她使我思考，资本主义是合乎道德的。”正是在兰德的影响下，他开始尊重自由市场自身的理性。如今，全球宏观政策史上，格林斯潘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他相信自由市场，顺应市场的理性，巧妙地驾驭它，让它不至于脱离轨道。而那些精明的政治家，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们则借用了兰德的观点，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宣称只有基于自由市场创造的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想。

本质上，兰德的思想并不具有革命性，文字更未必经得起推敲。她无非是重申了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早就有人探讨过，人们的私利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兰德不过是在恰当的时刻，通过小说将这些思想灌输给了普罗大众。

但是，对于曾经经历过风起云涌的60年代的人们来说，兰德真正的贡献在于毁灭了一个所谓“批判知识分子必为左派”的定理，乃至更多神话。对她而言，真正的人除了反对蒙昧之外无须服从任何意识形态的禁忌。直到现在，她的小说仍在全球保持每年50万本左右的销量。对很多人来说，她不代表资本主义，而代表了人类的无禁忌思考的勇气和理性—这些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