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经济飞速增长的国度,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丰富资源与油价飞涨带来的福祉

双面尼日利亚

来源:环球企业家  |  作者:孟令辉  |  阅读:

2008年的第一天,当人们在为新一年的到来庆祝、祈祷时,非洲大陆的肯尼亚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惨剧:在西部城市埃尔多雷特,一伙暴徒冲进一座约有2000名避难民众的教堂并将其付之一炬。大约50人葬身火海,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这场大火只是总统选举中的“欺诈”行为所引发的骚乱的一个缩影,横扫全国的暴乱使这片土地过去几年苦心经营经取得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

而十几天前,中国的德信无线宣布同一家肯尼亚运营商和一家尼日利亚运营商和达成协议,首批将为它们供应约4.15万部手机。更早些时候,华为表示2007年在非洲市场的合同销售额将以70%80%的幅度高速增长,上年的合同销售额已达20.8亿美元。2007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区域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报告表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正处于30多年来增长最快、通货膨胀最低的阶段,预计2007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2008年达到6.75%

这就是现在的非洲大陆。这个巨人的一只脚仍然深陷在过往历史留下的泥淖里,另一只脚却决绝地迈向了更遥远的未来。

而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时,这样的感觉并不强烈,盘踞在脑海中的仍然是草原、羚羊和夕阳这些印在明信片上的经典非洲景致。当汽车渐渐驶离如同县城火车站般的阿布贾机场大楼,夜色笼罩中的尼日利亚大地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无声地吞噬着所有存在物。没有美丽的景色,甚至没有生气。后来我才知道一路经过了很多村庄和小镇,而当时看到的却只有几个亮着灯的加油站。原来非洲真的是在一片死寂的黑暗中度过它的长夜,这让我想起托尼·布莱尔曾经说过的:“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痕。如果世界聚焦于此,我们就能平复它;如果没有,伤痕只会越深越痛。”

独裁与民主间的独木桥

在我到达阿布贾两个月后,尼日利亚总统大选就正式开始:2007414日进行地方选举,选举州长和州议会;421号进行联邦大选,选举总统和国民议会。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自1960年独立以来,尼日利亚长期处在军事政变和军政府统治的阴影下。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在1999年被选举为总统,成为终结15年动荡不安的军事独裁的标志。在2003年获得连任后,现在终于到了他交出权杖的时刻。这将是尼日利亚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政变的情况下由两位公民交接国家权力,但经验告诉所有人这不会是一场祥和的选举。

选举开始前我就储备好一周的粮食并锁紧大门,以防止局势出现混乱。形式果然不妙,选举刚开始一天,警方就公布已经至少有21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当地媒体的报道的死亡数字远不止于此,部分人员伤亡发生在不同党派支持者间的冲突或企图抢走投票箱的暴力活动中。虽然没有了军事独裁,但尼日利亚离真正的民主还有一段距离。

接下来的几天同样不平静。许多地方的投票站都在投票时间快结束时才开门,或者干脆不开门,因为选票与结果单都被各党派支持者偷走了。我从新闻中看到在中部一个省份,7名护送携带选票的选举官员的警察被杀。选举结果逐渐从硝烟中浮现出来,出身政治世家的人民民主党候选人奥马鲁·亚拉杜瓦以约2463万张选票当选下一任总统。

失败者对选举有效性所提出的质疑没能改变结果,在门外来回穿梭的装甲车几天后就消失了,尼日利亚人民和我很快投入到原来的生活中。但这个国家混乱的政治体系侵蚀了它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有一天,路过一个被白色围墙包裹着的秀美庄园时,我的司机忽然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奥巴的,可是我们都没有房子。”

他控诉的奥巴桑乔是尼日利亚最著名的面孔。他是唯一一个将政府权力交给选举出来的公民(而非军事独裁者)的人,而且是两次——1976年他曾以军政府首脑的身份统治过尼日利亚,并在1979年让权给民选政府。

但他并不是尼日利亚人民眼中的英雄,因为在他的治下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养活一代又一代人的还是极为便宜的传统食品木薯。尽管奥巴桑乔并不是普京那样众望所归的国家领导人,他仍然想通过修宪来实现第二次连任,只是在努力失败后才将亚拉杜瓦指定为党内接班人。就在即将交出权力的几周前,奥巴桑乔政府匆忙将国内最大的炼油厂、一家水泥厂、近20份石油勘探协议和总计1000份的矿山开采权等国家资产卖给了个私人部门里的同盟者。

并不是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热衷于政治与权力。我曾问照顾我起居的“星期天”(对我来说,他就如同鲁宾逊的“星期五”):“星期天,选你做总统,你做么?”

“呃,现在还不行。到时候上帝会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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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争夺战

亚拉杜瓦上台了,他面临着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有的问题:根深蒂固的腐败,不完善的民主,无效的政府管理,糟糕的基础设施与动荡的社会治安,等等。

官方估计贪污腐败的金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从1960年代迄今世界对整个非洲援助的2/3。这或许是这个盛产石油的“黑金之国”为何至今仍无法摆脱贫困的一个注脚。我曾经在发电机房抓到一个偷柴油的扛枪警察,对方在被发现后理直气壮地要求我再找个油桶把他偷走的油倒回去,因为装油的桶是他自己的。让人们对打击腐败的信心受挫的是,2007年底,声誉极高的负责起诉腐败政客、警察和商人的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主席努胡·里巴杜被迫辞职。

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抢劫、绑架外国公司员工、破坏油气设施乃至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我就遭遇过抢劫,在奉上随身携带的3000奈拉(16奈拉约等于1元人民币)后,劫匪拍了拍我的头扬长而去。据说有人因为对劫匪说“我没有钱”(I have no money),而被劫匪在后背刻上了“NO MONEY”。而在真正的暴乱面前,这样的抢劫只是业余水平。就在2008年元旦,石油重镇哈科特港口的两个警察局、一家酒店与一家饭店遭到武装组织尼日尔三角洲自治武装袭击,至少13人丧生。

类似的暴力冲突在尼日利亚并不少见,甚至频繁发生。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长期处于动乱中,各类武装组织经常袭击外国石油公司,并且彼此斗争。在过去的两年里,武装骚乱已经导致尼日利亚原油产量下降20%。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因素是抗议欧美石油巨头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并迫使政府将更多的石油收益还给除了更加贫困,从丰富资源中一无所得的当地人。

在男人们以激烈的武力来争取存在的权力(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自己的贪婪)时,妇女站在了非暴力抗议的最前线。她们通过捕鱼和农耕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是石油产业造成的环境损害最直接、严重的受害者。1984年,尼日尔地区的妇女发起了最早的抗议活动之一。她们因为田地被毁向泛海洋石油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获得电力和清洁的水源。妇女们占据了产油设备,不让工人进入或者离开,而她们的终极武器是“裸体的诅咒”:脱衣服。那些最初迟迟不肯回应的公司管理者见此情景,几乎立刻满足了她们的要求。对于那些生活受到损害的母亲和祖母们,这是她们所能采取的最强力的措施。

现在,政府开始成为与外国石油巨头谈判的主体。当油价突破100美元时,尼日利亚政府再也不能忍受1990年代与埃克森-美孚及壳牌等石油巨头签订的产品分成合同,因为当时定下的油价不过是现在的1/5。飞涨的油价放大了更好的合约条件所能带来的收益,尼日利亚开始跟随俄罗斯等产油国的步伐,争取自己的权益。今年1月底,尼日利亚表示希望在3个月内结束对那些复杂协议的重新谈判。面对这个激进的时间表,石油巨头们选择了沉默。它们在尼日利亚的日子正在变得日益艰难,武装分子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明偷暗抢的破坏,能提出更好条件的中国、印度石油公司亦开始威胁它们的地位。如果开始重新谈判,据一位尼日利亚高级石油官员说,石油巨头的利润将“至少”下降5%10%

这只是尼日利亚政府重整其能源部门的举措之一。亚拉杜瓦希望建立尼日利亚的国家石油公司,以便更好地管理自己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逐渐消除外国石油公司的势力。能源财政开始进行年度审核,而不是每5年才有一次,同时政府希望向资金状况优良的本国银行寻求对能源项目的融资。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改变是,尼日利亚政府近年来在与外国石油公司一起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每年花费3050亿美元,现在它们想把更多的支出转向社会项目。

或许真的到了改变的时候。

中国人在尼日利亚

“这是最后一批菜了。下周我就回国了。” 当老罗送来最后一车菜时,对我苦笑了一下。

这个四川广安人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整个脑袋几乎光秃无物。很不讲究的白衬衣已经泛黑,卷起的裤脚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斑斑泥点,一双破拖鞋和当地人踩在脚下的毫无两样。

老罗2004年因为联合国农业专家组的一个水利项目而来到尼日利亚。后来项目中止了,老罗却不干甘心就这么回去,于是他靠着与当地一个富商的交情以很低的价格租了一块地,当起了全职菜农。因为无需施肥打药,成本便只是给几个雇佣的黑人发工资。

老罗在首都近郊瓜瓜拉达市的政警两界都人脉甚广,但这也不能拯救他的农场。当地名流最初出于交情购买老罗的蔬菜,但即便是对稍有权力的当地人而言,经常吃蔬菜也是件极为奢侈的事,老罗的顾客很快就仅剩几家中国公司和中餐馆。不知幸运与否,高昂的菜价此时又成为他的救命稻草:500奈拉(相当于31元人民币左右)一斤的蔬菜销路自然不尽人意,但仍有利可图。

让老罗彻底决定离开非洲的是偷窃,几次洗劫就让他家徒四壁。圣诞节前后,偷窃事件往往呈几何级数增长,大街上来回逡巡的装甲车给躁动不安的气氛增添了几分恐惧的色彩。有时睡到半夜会听到枪声传来,早上起床能看到落在院子的弹壳。但这还不是让老罗幻灭的最重要的原因。

老罗破旧的本田是他出行、送菜的唯一工具,他和黑人雇工去送菜时几次险遭车祸。每次说到尼日利亚的交通事故时,他都忍不住连连摇头:“太多了,太多了。那条去往市区的路天天有车祸。”老罗的故事以他的二手车成为“三手车”结束。一句极为简单的话解释了他的认输:“我不能把自己的命也留在这里。”

有人失败,就有人成功。任老板当初想偷渡到欧洲,结果船在尼日利亚出了事。于是他上了岸,在1998年开起了卡诺市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面包房。“哪里活不是活啊,哈哈哈”,任总是这样大笑着说道。

被迫停留的这片陌生大陆成为任老板淘金之旅意想不到的起点与随遇而安的终点。面包房的故事就像一些电影或纪录片里演的那样:精明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通过艰苦奋斗获得了成功。无论成功的原因是干净明亮的柜台、训练有素的当地雇员还是适中的价格,背后的真正推力仍旧相当朴素:“在尼日利亚,烘焙市场这块基本是个空白,开一家基本就盈利一家。”

任老板的雄心在非洲阳光下与面包一起发酵。基础设施行业成为他需要征服的新疆域,原始资金从漂浮着柔软馨香空气的面包房流向了坚硬且尘土飞扬的采石场。任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卡诺明朗的天空下很快矗立起一家颇具规模的采石场。“因为修建公路、大楼、工厂对石料的需求很大,我的采石场每天的生产量都赶不上订货单,大货车基本是从门口排到场外。天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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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的硬币

在尼日利亚的雨季,只要播下种子而无需施肥浇水,植物自己就会开花结果。这是一片受上帝眷顾的土地,但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非洲巨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现在,尼日利亚的经济仍旧主要依赖石油。外国公司席卷剩余的利润大多装进了腐败官员的口袋,普通人的悲惨生活并无甚改变,70%以上的人每天的生活水平仍旧不足1美元。破败的医院、学校和道路默默讲述着这个国家的悲剧。据估计,在更为贫穷的北方,60%的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成为可能造成社会问题的隐患。

但希望的微光在闪烁。现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的前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格兹·奥孔乔-依维拉在2006年成功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位数。1999年不过3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2007年底达到524亿美元,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5%,并且有望在全球市场发行债券。在南部的克罗斯河州的首府卡拉巴尔,道路平坦,每个村子都能接上电网,用上干净的水,并且没有垃圾。这是一个没有石油的州,这些成绩也许只是因为它的前州长唐纳德·杜克并不喜欢寻求连任或是玩弄其他政治权术,而是喜欢吹萨克斯风。

我曾在市场看见这样一幕:一辆崭新的戴姆勒-克莱斯克与一辆灰头土脸的二手本田并行,在它们旁边,一群人正在推着一辆高大的拖拉机向前蠕动,这时正好有一小男孩推着一辆独轮车在戴-克和拖拉机间穿行。在这个多层次的同一空间里,最原始的运输工具与最代表现代科技水平的交通工具并行不悖,而且如此地靠近和高频率地被各自使用着。

这就是尼日利亚,一个新与旧毫无秩序地叠加在一起的世界。两个极端都将自己的触角再延伸到极致,如同《双城记》的第一段。这枚双面的硬币代表着非洲大陆的希望与未来,终有一天会被握紧它的人民的手高高抛起,然后落在尘土里,正面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