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特刊之我如何工作]岳敏君——当代画家、艺术家

46岁的岳敏君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纪录的保持者。2007年10月，在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拍卖会上，他的画作《处决》拍出590万美元，打破了此前他自己创造的《教宗》3400万港元的纪录。

不过，这位长期受到国际市场追捧的中国画家，却始终身处褒贬不一的评价中。有人认为，岳的创作中渗透着很强的市场敏感度和品牌意识。换言之，岳和他的同代人，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艾未未等，既是艺术家，也是富于商业头脑的个人品牌经营者。这使中国当代艺术家群落完全区别于他们的前辈。

当然，新一代创作者的困境也因此全然不同。对岳敏君而言，如何在更为嘈杂的社会环境中维持创造力，以及如何在最大限度地屏蔽外界干扰的同时保持和社会若即若离的联系。

技法训练和创造力之间的平衡

可能在外人眼里，画家没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说话颠三倒四。但这个工作确实跟流水线或者8小时上班不一样，不是活干完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基本上一天24小时我都在琢磨这点事。做梦的时候梦到什么，爬起来记下。可能是潜意识的缘故，很多想法是梦里想到的。

不过，有的想法在梦里觉得特好，记下来一个月后看，觉得很傻。可放了1年以后，可能又觉得很不错。有时候，梦等于是给人开启了一个很小的窗口。如果一段时间梦少了，我就会怀疑自己这段是不是太顺了，没创造力了。

绘画跟普通的技术不大一样，一个艺术家也许不勤练还比每天练要好一些。

我们过去受过的那些技法训练都算是给打上了某种烙印吧。技法高下是有的，但怎么更自由地表达自己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你要说绘画者用什么方式把观众“勾引”住，有意义方面的也有技巧因素，大家做法不同。学（技法）还是不学，这可能过100年，还是争论的话题。有人技巧好处理题材一塌糊涂，也有人没学过，反而能自由表达，因人而异。

创作永远不可能回避时代

我最开始画人脸和大嘴，因为那个时候是愤青，和社会很多东西有冲突，选择了这个形象。过了10年左右，我开始画“处理”系列，就是在画面当中强调了一些笔触或方式，让它们有语言感。当时想法很简单，绘画本身一直都是做加法，但我想做个实验，看看在一个平面里做减法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最后就是一块白画布，西方也有人在做类似的实验。

我找来那些给人留下印象的名作，让它的一些元素消失和减少。比如，随着主题和历史背景这类元素的减少，你会思考，如果这些人物和元素不在现场，那会发生什么。

我一开始找的是写实和历史的画。比如开国大典。后来是达利和一批超现实主义画家。

有评论家说超现实主义画家是最差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所画的东西都不是很靠谱，和实际绘画本身的形式和笔触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我选择他们就是因为觉得他们生活在梦境里，围绕着下意识和潜意识打转。我还画了一批文革时期的名画，比如“我为祖国放骏马”——他们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觉得是强迫性的一种乌托邦。

现在我在画迷宫系列，说实在的，画到现在我已经开始有点找不到方向了。这里面确实有虚无的因素。应该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迷宫就是这样，你随便画，可能是让你回避什么，也可能就不知不觉中到达了。这种混沌状态，我觉得反而可能是对的，按照逻辑思考啊，那些东西出来可能是错的。

反逻辑的方法论

我有点怀疑我们对方法论和逻辑的依赖程度太高了。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有机会去形成某些灵感和模糊的东西，但我怀疑，人们是不是为了符合逻辑把很多这种东西给扼杀了。在我看来，这个社会过于清晰了。知道自己要放弃什么才能得到什么，这就陷入一种框架。我说不清楚自己的方法论，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觉得对我没什么伤害，那就这么做吧，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对艺术作品的解读都是误读。时代背景不同，人和人的背景不一样，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会产生新的误读。但无论何种误读，都需要艺术家和社会和文化之间能达成共识，形成标准。这种标准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那么快和明确地产生的。形成这种东西的机制很复杂，标准也随时在转换。你刚刚认为有的艺术品不错，也许很快就改变了。

人的想象力已经没什么新奇了。我们现在所想的别人几千年前都想完了。一个画家每天要面对的都是这种拷问，自己对自己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去听外界的评论和看法，这些无非是一个个圈套，在诱使人犯各种错误。我（这样做）有助于保持内心平静。我必须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想法来，否则会（被外界）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