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特刊之再造中国的想法]诗意地栖居于城市中

王军——《城记》作者

要畅想未来城市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要回答城市为什么产生。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的更美好而聚留于城市。”所以理想的未来城市就一句话：让大家活得更好。这句话既抽象又具体，一个城市最大的价值在于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能够分享的东西，这种多样性正是城市区别于郊区的特点。

而对于随之带来的密度问题，我是这样认为：城市是一定要有密度的，如果因此带来问题，那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检讨。北京的旧城历史上密度就是很高的，1949年时，每平方公里已经容纳了2万多人，而现在建设部的要求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但那样的密度并没有使老城衰败，这是因为它的密度和它的舒适度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关于城市发展就一直有两种思路在较量。一个主张疏导城市，认为城市的一切问题比如交通堵塞、污染等都源于密度，尤其汽车发明之后，更是不断疏解，到最后就成为洛杉矶的样子，都是独栋的Townhouse。有学者就反对，说这是反城市的，如同“非洲的野生公园”，他们歌唱纽约，认为那是能够一边散步一边找到工作的地方，密度产生了多样性与机会，因而有很多能够分享的东西。但问题是纽约不能给人一个“后花园”，所以两派一直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么老北京城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它如此高明，趴满了院子的同时，也能给每人一个“后花园”。现在为什么出现了中心区密集的问题，就是因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都在老城上面建新城，从而使中心城的功能过度聚集，弄得大家全在中心城上班，到郊区睡觉。这样的结构在小城镇是可以的，在千万级的大城市是恐怖的。我觉得北京至少有几个方面现在要检讨，比如CBD的位置为什么不放在望京？中关村商业街为什么不摆在回龙观？回龙观、望京等地的人口规模已达到我们国家一个中等城市的水平，居然没有上班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城市要平衡的发展，功能要疏散，不能单一，否则第一会使交通拥堵、污染等问题进一步严峻；第二这种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强化也会造成房价居高不下，因为中心区的土地供应决定了整个城市的地价水平。相比，巴黎就是双中心，在建立了另一个中心后，不仅几年后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还避免了大规模的拆迁，又把土地成本控制住了。而我们比如武汉、深圳，基本一个城一个功能，这也是影响竞争力的做法。

好在北京市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1月份已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就提到要把老城和新城分开发展，完整保护老城，我觉得这个提得特别好，遗憾的是还没有具体措施。二环以内的老城现在只剩十几个平方公里了，所以不要再拆了，新的建设放在新城里面去，尤其是放到总体规划里提到的三个优先发展的新城区里去，即通州、亦庄和顺义，他们和城区位置适中，又在京津中轴线上。现在困难最大的是通州。新城怎么建，毫无疑问就要转移旧的中心城功能，而最核心的功能其实就是中央的行政功能，可以和北京市一级的行政机构在空间上有所分离。行政功能一转移，第三产业等等也会跟着转移出去。

东京、汉城现在也在闹迁都，实行不了是因为这会造成高昂的房价下跌，老百姓受不了、银行也受不了，等于是被“绑架”了。所以我希望决策层也能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而且现在实行的是土地出让的办法，也为总体规划奠定了一定基础。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城市现在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城市里面建郊区。比如陆家嘴，外表好像和纽约一样，但纽约的街道建筑界面是连续的，可以逛，而浦东没法逛，一个建筑和一个建筑之间都要决定半天是走过去还是打车过去。我曾经说过美国的曼哈顿和老北京是一样的，虽然一个是高楼大厦，一个是小平房，但它们的街道都是临街面非常多，纵横交错之间就产生了机会，这是百姓喜欢的，有许多可逛的小店，土地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什么人都能生存下来。而我们标准的400米×500米的住宅小区，街区非常大，道路也分等级，像郊区一样，是缺乏人性的。

与之配套的还有住宅政策，这也是我觉得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新上任的建设部部长提出：保障房价，加快建设。其实这个梦想已经被朱基表述过了，1998年他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住宅工业体系”。一个社会能让一个贫苦的人得到尊严，还能产生稳定利润，这是多伟大的事情，随之带来的人口，也能极大地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现在应该发展大城市，这些都是中国的“航空母舰”。

总之，对于未来我有几个愿望。第一，我希望大家用逻辑的方式来看待历史、理解眼前自己的城市和别人的城市。城市的平面比城市的立面更重要。说实话，奥运会那几个建筑对我来说没有兴趣，多年来学者在一点上达成一致，就是建筑是功能忠于形式而不是形式忠于功能，但现在好像是反过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城市最伟大的事情是它的规划，肉长坏了可以再长，骨架搭坏了就没办法再长了。第二就是住宅政策，98年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非常好的住宅政策，都是假设每个人都应该买房子，然后把价钱和面积控制住，这是很脆弱的。如果还有第三个愿望的话，就是把税收的状况改善，现在中国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公共服务的财政状况很不健康，公共政策的投入无法得到正常的回报，这也是应该想办法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