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特刊之再造中国的想法]面向未来的文艺复兴

阿城——作家

中国近现代以来，公共知识结构经过了三个重要的转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个象征，真正对中国刺激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也就是明治维新二十多年的日本打败了中国。这是日本改变公共知识结构的成果，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公共知识结构是依照中国的，之后就转向西方。而中国向西方的知识结构转变的真正开始，是五四，直到1947的宪法才算完成。1949年则是公共知识结构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我们并没有主动参与到现代资本主义知识结构的系统里去。公共知识结构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观念，而个人的知识结构只影响到个人的思维。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公共社会结构，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

现在，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吸纳了新的知识结构。我认为所谓全球化是金融体系全球化的简称。二战后废掉黄金体系，全球的结算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国就执了全球化的牛耳。我们和美元挂钩，当然受美元的制衡。欧盟推出欧元，就是想逐渐替掉美元，或者起码要分一大杯羹。伊朗内贾德不是宣布伊朗石油按欧元结算吗？这就使欧元在全球化中有了石油的资源，也使内贾德有可能分离欧美。这样看，能让我们看清中国的知识结构要有怎样的变化。另外，我们在现代民主制度上还欠缺很多，例如对程序正义的认识等等。这些都会制约我们向有自主能力的现代国家发展。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切身感受当然是极权权威开始衰落，我认为这正是改革开放要做的。改革开放前，山西的煤和山西有关系吗？没有，那是煤炭部控制的。煤挖出来了，是由铁道部运走。煤这个大资源虽然在山西，却不能有恩于山西。

后来改革开放，就是改革中央对全国资源的极权控制，开放中央极权控制的部分资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如说让一部分地区、省得到本地资源，先富起来。但山西煤窑的问题是当资源下放到省后，管理没有跟上，事故频出。

不过，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比较糟糕。80年代显现的意义是知识结构要摆脱近代，向现代转化，但90年代在文化上是停滞的，造成文化系统的混乱，包括道德价值不能重建。所以目前看来，我体会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要接续80年代再向前推进，所以知识重构不是延续不延续的问题，而是要加快，起码补上停滞的十多年。

尽管面向西方的知识结构的转变是必然的，但在精神方面，中国却需要从传统中寻找资源。近年来，中国社会热衷于舶来的“中产阶级”概念，但其实，农业中产阶级才是产生和延续中国文化的土壤，阿Q那样的人是没有能力产生和延续什么的，他属于中国游民文化，长于破坏，哪里有革命、有暴乱，他就闻风而去。我在80年代初帮谢晋导演改编古华的《芙蓉镇》，我的一稿是将阿Q式的王秋赦和卖米豆腐的胡玉音设为男女主角，他们两个是1949年后的中国缩影，一个人有机会就积累，是中产阶级的精神；另一个是看别人有点积累，就想破坏，所以特别喜欢运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运动，哪一次不是破坏积累？但古华先生和谢晋导演不同意，他们要的是姜文和刘晓庆扮演的才子佳人。我当然无所谓，只可惜他们浪费了80年代的一次机会。所以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称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是误会中国文化了。胡玉音才是，积累，农业中产阶级的精神才是中国的文化精神。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商业文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了新的消费文明，但其实我们的消费文明还处在前消费时代，或近代消费。由橱窗展示消费品的功能是前消费时代，展示橱窗设计是消费时代，不看实物而电讯购买，是后消费时代。不因实际需要而购买，无任何理由就可退货是后消费时代。我们这三种都有点儿，但从广告来看，主流是实用，嗓音和气氛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典型的前消费时代。

而且，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绩，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与商业文明相呼应的健全的信用制度与金融体系。马克斯·韦伯使我们了解了很多东西。他讲清了新教的伦理传统怎样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有一点让我想到古代中国：持同样伦理者，相互间是有信用的。说到子贡，你知道，他那个时代的货币是金属，非常重。子贡在国家间做生意，不可能带足够的货币是显而易见的，那靠什么作买卖？当然是靠信用。那个原始儒家的时代，不讲忠，孔子说对国君指出三次而国君还不改正，你就可以离开了，哪有忠君？孔子各国跑，如果忠君的话，怎么跑？所以只讲忠于社稷而非忠于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信用，例如说话算话，就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的中国不必建立一个舶来品式的商业文明，把传统的信用道德恢复就差不多够了。在这一点上，其实全世界各个文明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强烈特色是，我们自己丢了。

在对传统的继承和未来发展上，保守和创新要处于互相制衡的关系中。不创新无以建树，不保守无以传承。如果说80年代有所开化，90年代却回返，就是没有保守住，还要再一次思想解放。你看橄榄球赛，即使对方取得进攻权，但只要你仍然能守住你进攻时达到的那一线，你就算没输，得到进攻权，你就再往前推进。

我是中国公民，对社稷一向关心。2000年之后，中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现在虽然有诸多不如意，但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设计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总是有这个可能了。仅此一点足矣。